1月15日上午，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民盟组、社科组、教育一组、教育二组、医卫组、民族宗教组的委员围绕“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的实际问题”主题进行讨论。副省长陈星莺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周继业主持会议，省政协副主席胡刚出席会议。
谢士灵、汤国安、钱玲梅、唐伯平、陈爱蓓、肖洋、王思明、丁志春、封超年、刘陈、李燕、鲁育宗、姚冠新、大初、王长青、赵俊、陈涤平、李建华等委员先后发言。
谢士灵委员（省政协社会法制（民族宗教）委员会副主任、江苏运通律师事务所主任）就解决看病难看病贵和保障司法公正两个方面问题提出建议。
针对一些医院存在的过度治疗，城乡医疗资源严重不均衡，导致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建议：一是加大对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的改革、整合、规范力度，保障人民群众能够享受到最基本的医疗保障。针对现行医保制度存在的疏漏，有针对性地修正和改革。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加大对民营医院建设的政策支持力度。二是出台政策严禁医疗机构过度治疗问题，加大对医疗机构经营行为的规范、监管和违纪违法行为的惩治力度。三是加大对乡镇、社区医疗机构建设的支持力度，做到凡能够在社区医院医治的患者应留下来治疗，从根本上解决医疗服务资源严重不均衡问题。
针对一些地方依然存在执法和司法不公、严重削弱司法机关公信力的问题，如实践中存在的民商案件审判中类案不同判，少数领导干预司法办案，不同对象存在适用法度不统一等，建议：一是继续加大推进法治江苏建设力度，真正使高质量的法治建设成为江苏发展最具核心竞争力的因素。引领全省上下形成浓厚的法律信仰认知氛围，让规则意识变成每个人的自觉。二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从制度层面完善自我监督机制，更好地保证司法人员公正办案。三是加大对司法干警的理想信念教育，培养他们忠诚于党、忠于法律、忠于人民、忠于职守的情操品格。四是加大人大、政协、纪委监委、社会舆论等方面对司法机关办案公正性和质量的监督力度。
汤国安委员（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就打好精准扶贫攻坚战提出建议。
当前，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部分地区精准扶贫仍以输入为主，强调资金、政策、项目的带动作用；二是村庄规划种类多，缺乏统筹，无法形成村庄发展合力；三是扶贫资金用途分散、约束多，难办大事；四是非贫困村和贫困村之间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和人力投入差异较大，存在“新反差”，产生新的不平衡。为此，建议：
一是进一步强化农户主体地位，积极引导农户自主参与村庄建设。将农户纳入农村产业发展体系，由农户自主决定脱贫项目运作方式；注重培养贫困群众依靠自力更生实现脱贫致富的意识，切实增强贫困农户自身发展动力；鼓励地方发展长期稳定的脱贫产业项目，确保贫困户获得稳定收益；引导各类企业和社会组织积极开展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和公益扶贫；创新精准扶贫机制，切实杜绝农户脱贫后又返贫现象。
二是以乡村振兴规划为统领，统筹村庄各类规划编制。将各类空间规划合而为一形成一张蓝图，凝聚村庄发展合力，共谋村域发展；立足区域自身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制定特色产业发展规划；针对各地致贫原因和贫困人口结构，制定专项扶贫规划，实现“一户一法”、“一村一策”。
三是整合各类支农、惠农、扶贫政策，统筹使用各项扶贫资金。简化资金使用手续，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赋予贫困县更充分的资源配置权；全面加强各类扶贫资金项目绩效管理；加强金融扶贫服务，引导金融机构合理合规增加对贫困户生产经营和带动贫困户就业的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
四是科学配置扶贫资源，破除贫困村与非贫困村界限。在道路、水利、电力等普惠性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上做到同向发展；统筹协调推进非贫困村产业发展，确保非贫困村和贫困村同步推进、均衡发展；加强对边缘贫困群众以及非贫困村中的贫困户的关注，坚持贫困村和非贫困村的贫困人口享受同样的扶贫政策，落实项目、资金、就业等扶持政策同安排、同实施、同受益。
钱玲梅委员（省妇幼保健院副院长）就提高妇女儿童健康水平提出建议。
近年来，妇幼健康专业人员队伍在数量和质量上面临严峻挑战，2017年全省妇幼保健机构总职工数为19000人，在编总数11000人，编制职工占总职工数的58%，其中专职妇幼保健人员总数仅为3300人，各级妇幼保健机构人员编制明显不足。根据省编办、财政厅和省卫健委核定的公共卫生机构的专职保健人员编制标准1.05/万人口计算，我省应有专职妇幼保健人员8000多人，缺口高达近5000人。另外，政府财政补偿是各级妇幼保健机构经费补偿的主要方面，但当前补偿力度有限。2017年省、市、县三级妇幼保健机构的补偿结构中，其业务收入分别占84%、92%和56%，政府财政补助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3%、6%和42%，特别是省和市级妇幼保健院，妇幼保健机构的人员经费支出远远超过财政补助收入。
为此，建议：一是落实各级政府对妇女儿童健康事业的投入政策，包括人力资源和财政投入两个方面。二是加强省妇幼健康体系建设，完善省、市、县（区）妇幼保健院三级网络全覆盖，做实做好妇幼体系基本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加强妇幼卫生信息化系统化建设，推进信息互联。三是加大对省级妇幼保健院的投入，理顺体制机构（尤其是对省级妇幼保健院的职能和功能定位），使得江苏妇幼基本公共卫生和健康事业水平能实实在在走在全国前列。
唐伯平委员（民盟盐城市委主委、盐城市政协副主席）就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提出建议。
当前，全省脱贫攻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为了更好地、更高质量地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共同富裕，实现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建议：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坚持组织建设“不懈怠”。突出党建引领，建立一支过硬的村“两委”班子，坚持党政主导、社会参与，各级主要领导抓扶贫。完善督查巡查体系，确保帮扶工作扎实、脱贫结果真实。
二是首要扶志。通过扎实的思想教育，帮助贫困群众树立脱贫致富的志气，增强摆脱贫困的信心和积极性主动性。
三是必须扶智。通过扶贫教育工程，提高贫困人口的素质，让贫困人口从根本上摆脱贫困，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推动教育公平发展，出台政策，促进教育资源特别是教育人才资源向贫困地区流动并确保留得住。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强实用技术培训，通过授人以“渔”，达到“造血”目的，实现“培训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家”，促进贫困家庭子女的非农就业。
四是推进产业扶贫。立足当地实际和资源禀赋，因地制宜，按照“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的思路精准施策。将和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财政扶持、税收扶持、规费减免、金融扶持、社保扶持、费用补贴等优惠政策和“脱贫攻坚”工程挂钩，让优惠政策服务于“脱贫攻坚”工程。支持各地依托现有条件建立“脱贫攻坚”创业园区，鼓励吸纳贫困农民在乡创业。深度挖掘农业多种功能，培育壮大新产业、新业态，推进农业与旅游、文化、健康养老等产业深度融合，加快形成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深入实施经济薄弱地区特色产业提升工程，发展“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积极培育优质农产品品牌。鼓励发展切合本村实际的个性化增收项目，积极开发公益性岗位安置低收入劳动力就业。
五是建立监测网络，实行动态监控。实行一户一策、一人一个方案，确保扶贫精准。建立返贫预警监测体系，提前预警研判，精确掌握动态，真正做到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一刻也不能停。
六是政策托底，守住精准脱贫“生命线”。抓好低保兜底脱贫，实现“兜得准、兜得住、兜得好”。对特殊群体实行政策性保障兜底。进一步完善医疗救助政策，拓宽医疗救助范围，提高医疗救助标准，尽力降低重特大疾病贫困患者医疗负担。组织残联等相关单位协同攻关，确保贫困残疾人基本生活有保障。加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五保供养等社会救助制度的统筹衔接，对特殊人群守住精准脱贫“生命线”。
陈爱蓓委员（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就建设社区虚拟养老院、打牢居家养老基础提出建议。
江苏老龄化率居全国第三，仅次于上海、北京，是老龄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居家养老是基础，社区是重要依托，为推动我省社区居家养老体系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建立社区虚拟养老院居家养老“一刻钟服务圈”。建立社区虚拟养老院，采用政府引导、社区设置、企业运作的方式，提供养老专业化服务，打造居家养老“一刻钟服务圈”。建立老人信息数据库、老人生活健康服务物管与政府监管三大体系，在制度上为居家养老提供保障。建立虚拟养老院服务基金，列入地方财政的经常性预算项目，鼓励企业、社会爱心人士捐款资助参与。
二是建立社区虚拟养老院日间照料中心。照料中心用房由社区提供，采取有偿、低偿收费的方式，为社区内生活不能完全自理、日常生活需要一定照料的半失能老年人提供膳食供应、个人照顾、休闲娱乐等日间托养服务。
三是建立社区虚拟养老院家庭养老病床。为缓解城市养老床位短缺问题，引导专业养老机构开展家庭养老病床服务，即把养老设施、标准化养老服务搬进老人家庭，政府财政对养老床位费、养老机构服务费给予一定补贴。
四是建立社区虚拟养老院智慧服务体系。依托互联网，使用智能养老监护设备、家庭服务机器人等，为老人提供智能化生活照料、家政服务等基本服务。
五是建立社区虚拟养老院志愿服务“时间银行”。推广和完善“时间银行”模式，将志愿者的照料老人时间存进“时间银行”，在将来需要的时候兑换为其他志愿者的帮扶服务，激励更多志愿者（尤其是年轻人）参与养老服务。
肖洋委员（河海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教授）就加强长江江苏段生态环境保护提出建议。
当前，我省水污染形势依然严峻，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在水环境方面，一是长江突发环境事件风险源众多。目前江苏沿江地区分布着化工园区（集中区）、危险化学品码头、危险化学品运输船舶等众多环境风险源。二是沿江饮用水安全隐患多。一些饮用水水源同各类危、重污染生产储存集中区交错配置，部分城镇排污口与取水口交叉分布，水运航道穿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现象较多。三是水环境监测能力与应急响应体系不够完善。
在流域管理方面，一是基于流域尺度的环境管理机制还不完善。目前长江流域水环境管理的重点以区域污染防治为主。流域层面上的跨界管理手段和方法比较缺乏，行政区域之间、上下游之间、左右岸之间的管理冲突现象比较突出。二是流域间环境保护规划目标不统一。因发展水平、阶段不同，利益诉求不一致，各地较多注重本区域内的发展需求和环境容量，导致地域间环境管理要求不统一。三是流域水环境保护跨部门联动机制不完善。流域管理的相关职权分散在各相关职能部门，联动机制还需进一步加强。
为此，建议：
一是整体谋划、久久为功。抓紧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相关专项规划的编制与实施，大力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岸线规划、交通规划等“多规合一”，坚定不移地把一张蓝图干到底。
二是摸清家底、以供定需。加强河、湖的水生态环境全要素监测，摸清长江水环境生态现状。实现省际、省内各相关部门间的数据交共享与分析。加强长江生态环境容量研究，划定红线，以供给定需求。
三是流域管理、重在综合。综合管理是对流域内水、土地及相关资源的保护、管理、开发和利用的跨部门协调过程，在维持和恢复水生态系统的前提下，实现水资源效益最大化。要健全流域综合管理法律法规体系，明确流域综合管理相关方之间的权利和义务。逐步推动建立向国家负责的流域管理委员会（不同利益代表）和流域管理机构（执行层）。
四是全员参与、共同发力。建立信息公开机制，让流域内的信息向公众公开，让公众参与监督有所发力点。构造多样化的公众参与渠道，如：设置网络信箱随时接受公众来信；组织不定期网络议政会，每期围绕某一主题讨论；聘任兼职环境督查员等。
王思明委员（南京农业大学教授、中华农业研究院院长）就探索制度创新、推进乡村振兴提出建议。
江苏虽然整体经济发展较好，但城乡收入差距仍然过大。当前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人要留得住、钱要进得来”。“人要留得住”就必须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益，而要提高效益就必须扩大规模经营；“钱要进得来”就需要工商资本、社会资本下乡。但这两个方面目前实际面临诸多困难，造成不少地方出现一些相互矛盾的现象：一方面，耕地紧缺、土地零碎、小农经营，扩大农地规模经营的努力步履维艰；另一方面，各地都有不同程度耕地闲置，土地废弃的情况。
究其原因，主要有：现行的土地制度、法律法规仍有诸多有形或无形限制，如土地产权模糊、流转价格波动大、交易市场体系不健全、土地流转资金拖欠等，金融体系、保险体系、法规法律体系都不能很好地适应农村发展的现实需要；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保障水平较低，覆盖面不全，导致农民有诸多顾虑，缺乏土地流转的热情。为推动城乡生产要素的顺畅流动，真正留住农民，真正激发农民和工商资本、社会资本投入乡村建设的积极性，建议积极探索制度创新：
一是提高农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和水平，尽量弱化土地社会保障的功能，让农民无后顾之忧。
二是加强土地流转市场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确保流转程序规范，流转利益保障有力，加快提升农业规模经营的水平。
三是消除城乡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构建城乡互动、城乡融合的机制和途径，从根本上打通城乡资源，缩小城乡差距，最终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达成乡村振兴的目标。
丁志春委员（省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就加强基层农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提出建议。
基层农业技术人才队伍是直接推广转化农业科技成果、开展农业生产服务的常规军。当前，这支队伍还存在人员流失严重、年龄和知识结构双层老化、招录人员与基层岗位需求衔接不够等诸多现实问题。“定制村官”模式通过对农村基层人才进行定制培养，对解决这些问题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为乡村振兴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但在实施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一是宣传不到位，有的基层对“定制村官”信息仅仅一知半解；二是“定制村官”培育工程需要组织人事部门、农委、农村基层等多方面合作，才能制定出合理的招录计划，有的地区在制定本地区人才需求计划时，并未摸清基层岗位需求，不能为学校编排招录专业和招生计划提供真实合理的参考；三是“定制村官”地区待遇差别较大，不同地区的报考出现淡旺两种景象；四是“定制村官”前途还不够明朗。
为此，建议：
一是切实做好“定制村官”培育工程的宣传工作。大力做好“定制村官”的政策宣讲，不仅要向考生和家长宣传，而且要向农业基层部门宣传，让人民群众充分了解省市在“定制村官”方面的培养政策、目标和措施。
二是逐步提高基层农业技术人才队伍的地位和待遇。切实提高基层农业技术人才队伍的地位和待遇，以相对较优厚的待遇吸引优秀的人才加入基层农业农村队伍中来，让农业技术推广真正成为一种体面的职业，实现在岗农业技术人员工资收入与基层事业单位平均水平相衔接。
三是加强需求调研，做好招录与基层岗位需求的衔接。相关部门要加强调研，准确摸清农村基层岗位需求，并根据调研结果做好招录专业和计划的设置，构建农村基层与培养校方的互动机制，打通招生、培养和就业三个环节，切实培养出“学得好、用得上”的农业农村专业人才。
四是尽快制定完善基层农业技术人员的留用制度。制定长期规划，完善选人、用人、留人的制度。例如，目前培育工程对“定制村官”有在校学费补贴，到村、涉农社区连续工作三年、六年有一次性奖励，希望能有更多配套待遇；应打通“准村官”与“村官”、“公务员”的激励通道，让基层农业农村人才在农村能够真正“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
封超年委员（南京林业大学教授）就提升高等教育优化布局水平、支持宿迁学院高质量发展提出建议。
2014年，教育部正式批准建立民办本科层次宿迁学院，学校取得独立办学“户口”，自此宿迁市有了普通本科高校，我省实现了所有设区市都有本科高校的布局。宿迁学院办学以来，一直得到省委省政府、宿迁市委市政府的关心和支持，在教职工编制、招生计划、财政补助等方面给予了特殊政策，办学实力逐步增强。学院是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目标是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2022年将接受教育部评估。对照办学目标和评估要求，宿迁学院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一是经费严重不足。宿迁学院虽然是公有高校，但是民办机制，学校经费主要来源是学生学费，收费标准远低于公办高校生均拨款加学费，更不能获得国家和省财政给公办高校的相关专项经费，仅上述两项宿迁学院比省属公办同规模本科高校收入每年少1亿元左右，加至财政补助政策已于2018年到期，学校运转和建设资金将有很大缺口。
二是引才不易，留才尤难。由于民办体制加上区位比较优势不足，学校多措并举引进人才效果不佳，高层次人才优先选择公办高校，本校培养的骨干教师也有部分流向公办高校。
为巩固和发展来之不易的高等教育优化布局成果，支持宿迁学院高质量发展，建议：
一是延续和增加对宿迁学院的财政补助。建议省、市政府延续对宿迁学院的财政补助，并适当加大力度，使其通过建设达到教育部规定的评估指标，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二是政策扶持宿迁学院内涵建设。在学科专业建设、科研立项、实验和工程平台立项、各类师资培养计划等方面给予适当扶持。
三是适时把宿迁学院转为省属公办本科高校。一方面，宿迁是全省唯一没有省属高校的设区市，迫切需要拥有一所省属公办本科高校集聚科技和人才资源；另一方面，在公办体制下，宿迁学院更能实施高质量发展，以新型高校支持新兴城市，主动服务宿迁高质量发展。
刘陈委员（省政协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南京邮电大学党委书记）就推进高校“双一流”建设提出建议。
近年来，南京邮电大学抢抓国家“双一流”建设机遇，通过实施“1357+X”学科发展战略、探索一流学科人才特区、优化人才培养体系、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等举措，“双一流”建设取得较好成效：如，2018年新增11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和2个硕士专业学位类别，实现数理化等基础学科和人文社科类学院硕士学位授权点全覆盖；材料科学和化学学科上升至ESI全球排名前4‰左右，工程学和计算机科学学科上升至ESI全球排名前5‰左右，等。为更好推进高校“双一流”建设，建议：
一是加大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强化江苏教育强省建设。建议落实落细部省共建“双一流”高校协作机制，进一步加大对省属“双一流”建设高校建设经费支持力度。
二是加强政策支持精准帮扶，扩大高校自主权。建议赋予省属“双一流”建设高校博士、硕士招生指标更大的自主权，增加推免生指标；合理扩大高校用人自主权，落实编制管理方式由审批制向备案制转变。
李燕委员（徐州市副市长）就推进我省教育城乡优质均衡发展提出建议。
作为教育综合改革先行省份，江苏近年来坚持以教育现代化为统领，成绩显著。但也存在以下问题，制约了我省教育优质均衡水平提升。
一是全省各设区市教育生均经费支出不均衡。如，由于财力差距，义务教育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苏北地区明显低于苏中和苏南地区，小学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最高的县是最低县的4倍左右，初中最高的县是最低县的3倍左右。
二是苏北教育资源供给压力巨大。近年来，省财政每年都通过转移支付补贴各地特别是苏北贫困县（市）教育投入，但由于苏北各市财力相对薄弱，加之近年来生源持续剧增，基础教育资源供给压力巨大，学校建设、办学条件标准化任务艰巨。以徐州为例：基础教育在校生169万人，占全省的15.29%，而徐州公共预算总收入只占全省6.14%，用6%左右的财力支撑着15%以上的基础教育；改薄工程，徐州任务量占到了全省的近20%。随着新一轮生源高峰，小学在校生以每年6-7万人的速度急剧增加，今年将达到96.5万；初中在校生也将在2022年达到峰值49.3万，是2016年的两倍。《江苏省2019年基础教育资源需求预警报告》指出，“徐州初中学龄人口增量与增速均居全省各市之首”。另外，徐州不仅面临解决“上好学”的问题，又面临要解决“有学上”的问题。吴政隆省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9年要建设各类学校680所，而徐州近两年每年的学校建设都超过300所，但受生源增幅迅猛影响，大班额、大校额问题十分突出，比如邳州市，其财力只占全省的0.73%，但基础教育体量占到全省的3.03%。
三是省级转移支付虽然逐年增长，但无法满足苏北各县市区生源持续增加、保运转、保基本的投入需求。目前，省专项教育转移支付大多采用限额配套补助的形式，这种方式对具有一定财政实力的地区较为有益，而对于财政相对薄弱的地区则相当不利。这种限额配套补助，是依据财力补助，而非根据任务量来补助，分配不合理。
为此，建议：
一是加强省级财政教育经费的统筹，特别是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支持徐州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建设的意见，对徐州及各县区，在“以县为主”管理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省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更好地促进全省范围内的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二是继续加大省级财政对高中教育专项经费的投入。重点支持高中特色多样化建设和优质学科建设。统筹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和内涵建设经费，支持教育教学改革。
三是力争用5年时间，省域内基础教育生均经费基本实现区域城乡一体化，基本消除教育投入的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实现江苏率先高水平全面小康的历史任务。
鲁育宗委员（光华教育集团董事长、盐城市外国语学校董事长）就打造高品质多元化终身教育体系提出建议。
《江苏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提出了推进全民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的目标。当前，我省终身学习服务体系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当前社会教育资源供给量依然短缺，且资源配置与群众需求存在脱节。二是各类教育资源的分布也极不均衡。三是各类民营力量参与不足。为此，建议：
一是出台相关政策措施，鼓励高等院校、图书馆等教育资源，向全社会进一步开放，保障学习者自主学习的权利和机会。
二是鼓励各种高品质的教育机构开发适合百姓对美好生活追求的系列课程。加大政府财政对于终身教育建设的支持，设立省级终身教育发展基金。政策适度向欠发达地区倾斜。
三是鼓励多元机构特别是民营企业进行投资，丰富市场供给。根据我省自身发展战略和产业布局，开展产教融合型终身教育商业城建设，通过改造部分经营不善的购物中心，形成教育品牌企业集聚的示范基地。可通过划拨方式供地，鼓励企业取得更多发展空间。
四是发挥政府购买服务的优势，对多样化的终身教育服务进行购买，引进和打造品牌化的高品质终身教育产品。
五是实行公民终身学习卡制度，建立公民学分积累、转换与认证制度。对公民终身学习情况进行记录，作为岗位聘任、职称晋升、转岗择业、执业注册等的重要依据，推进不同类型学习成果互认与衔接。
姚冠新委员（扬州大学党委书记）就打通科技新政落地堵点提出建议。
去年8月份，我省制定出台了《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简称“新政30条”），但如何打通新政落实的“最后一公里”，是省委省政府和广大科技创新人才共同关心的问题。当前的主要瓶颈有：一是创新链与产业链脱节的难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高校科研院所回应科技创新现实需求不够，适用性不强，转化率不高；政府主导的各类科研项目的来源和结题标准，与产业发展的急需和要求相脱节；科技管理部门统筹协调、精准联动的多部门协同机制尚未真正形成，科技、教育、财政、税务、审计、人事等部门常常各自为政；企业受发展定位和传统思维的影响，企业借力发展的主动性和敏锐性也不够。二是高校科研院所的创新功能尚未充分发挥。受政策壁垒影响，高校科研院所大多不能完全享受市、县地方政府的科技政策红利，再加上校地之间的科技创新人才协作联动机制没有真正形成，其创新优势得不到有效彰显。三是高端人才集聚政策缺乏足够吸引力。与上海、广东等地人才政策相比，江苏人才政策的吸引力和灵活度还不够，直接导致高端要素资源和创新人才的流失，也具体表现为自主创新能力的削弱。四是以“四唯”为主导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和评价方式还未真正扭转。“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四唯”人才评价方式还没有真正扭转，科研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导向功能还没有真正确立。
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进一步优化顶层设计和各项配套政策措施。科技、教育、财政、税务、审计、人事等部门要联动配合，完善配套措施，让政策之间融通衔接。进一步优化人才考核评价机制，着力破除“四唯”倾向，突出科技成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力，突出科技人才服务江苏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
二是进一步发挥高校院所科技创新主力军作用。让科研人员真正从具体繁琐事务中解放出来，潜心科技创新。通过加大地方财政投入、市校合建、校企联建、创新平台等方式，将高校科研院所的人才优势，转化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科技支撑优势。
三是进一步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联合创新链。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对一些产业目标明确的重大科技项目，要让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共同负责，将解决企业关键技术作为项目结项评审的必要条件，形成与产业链紧密结合的创新链。
四是进一步加强以市场为主导的科研立项和科技成果转化。高校科研院所要主动加强与企业的交流合作，紧密贴近行业需求，开展订单式科研，强化成果转移转化效率。政府要着力构建专业化、市场化的技术服务体系和技术交易体系，完善成果培育和转化机制，建立专业化高效率的技术转移与转化平台。
五是发挥好人才引进政策的叠加效应。尽快形成省、市、校共同参与科技创新、人才引进和人才使用的协同合作机制，发挥政府和高校科研院所人才引进政策的叠加效应，实现引才聚才的虹吸效应。大幅度提高人才待遇，优化工作环境，帮助解决人才的配偶就业、子女入学等问题。
大初委员（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南京建初寺住持）就推动宗教慈善事业提出建议。
我省佛教界有着开展公益慈善活动的传统，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了积极作用。几年来，佛教界坚持以服务社会民生为根本，为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而努力奉献，主要做法有：积极参与国家精准扶贫战略、踊跃参与国内外赈灾活动、敬老爱老兴办佛教安养院、关注大众心理健康，努力弘扬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等。
为便于佛教界开展有关公益慈善或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活动，建议政府有关部门予以更多关心。如在佛教安养院的审批登记、佛教界人士进入档案馆查档等方面，能够提供更好的支持。
王长青委员（南京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健康江苏研究院院长）就加快老年医学资源新布局提出建议。
人口深度老龄化必然带来养老服务的新要求，传统的代际共济养老方式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人口结构变化。当前，养老服务需求已经由简单的生活照料需求转变为多层次、多样性、个性化的高质量需求。对此，医养结合是必须长期探索和坚持的路径，其中“医”是高质量“养”的基础，高质量的“医” 是老年人积极养老的关键。
目前江苏范围内面向老年人提供的老年医疗服务机构相对不足，例如在省会城市南京市，养老机构280家，医护型养老机构仅80家，绝大多数养老机构不能缓解老人看病难的问题；大量养老机构尚无首诊资格和医疗机构许可，也无能力与医疗机构相对接；在专业老年医院布局方面，全省专业老年病医院仅两家，为江苏省老年医院和昆山市老年病医院，其中江苏省老年医院总开放床位500张，年门诊量110万人次，难以满足老年人庞大的就医需求。
为加快全省老年医学资源新布局，建议加强针对老年人养老需求的医疗机构的规划建设，增加高质量、广覆盖的满足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的医疗服务资源，具体做法是：一是加大对我省老年医院的建设力度，使之成为面向全省的江苏老年医学的指导与协调中心；二是注重全省三级综合性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协调发展；三是在全省每个设区市规划建设一所三级老年医院，在经济水平相对发达的苏南、苏中地区先期建立二级县域老年医院；四是多途径向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延伸基本医疗服务；五是在政府投入为主渠道的同时，鼓励吸引社会资本参与老年医院的建设，多管齐下，为全省高质量养老事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医”的基础。
赵俊委员（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就构建现代新型医疗健康服务体系提出建议。
看病难、看病烦、看病怨仍然是当下难点、痛点问题，建议进一步加强省、市、区、单位之间的协同，强化区域一体，优化配置资源，共同构建优质、高效、安全、便捷、温馨、适宜的现代新型医疗健康服务体系。
一、省市协同，区域一体，优化资源配置，有利于加快解决百姓看病出行难、停车难、就诊难问题。以广州路沿线为例，有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市脑科医院、南京市胸科医院、南京市儿童医院等数家大型医院，还有拉萨路小学，但缺乏地铁、过街天桥、地下通道等设施，白天长时间处于高度拥堵状态。江苏省人民医院每天门急诊量高达 2万多人次、人流量超过六万人次、停放社会车辆超过 5000车次，医院新大楼建成后，增加了1500个停车位几乎全部提供群众就诊车辆使用，但仍不能解决停车难问题。交通拥堵，患者入院排队停车等候平均时间超过半小时，为百姓特别是危急重症患者就医带来了很大不便，也存在安全隐患。为此，需要政府牵头、省市联动、区域一体，进一步加快该区域公共交通、停车设施规划建设，在广州路沿线地区特别是南京市脑科医院、南京市胸科医院、尤其是省人民医院增加地铁站点，在人流量较大的十字路口建设过街地下通道或天桥，缓解路面交通压力。同时规划停车场所，优化停车方案，统筹规划并充分利用清凉山、乌龙潭、广州路周边单位、机构以及社会停车场，增加停车位，分流就诊车辆。
二、省市协同，区域一体，优化资源配置，有利于加快名院、名科品牌和首位度积聚与提升效应 。如江苏省人民医院康复医学在复旦大学排行榜连续多年名列江苏省内、国内首位，是南京和江苏的优势特色品牌学科。可以通过整合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市脑科医院、南京市胸科医院和南京医科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及周边资源优势，省市联合打造全国一流的康复医院或者康复医学中心，争创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进一步加快康复医学在国内、国际的品牌和首位度积聚与提升效应。
三、省市协同，区域一体，优化资源配置，有利于构建现代新型医养护康一体化服务体系。如环五台山地区优质医疗资源聚集，有省人民医院、省中医院、省口腔医院、南京市胸科医院、南京市脑科医院、南京市儿童医院、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等医疗机构和南京医科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等医学高等院校。同时该地区历史悠久，自然景色优美，文化体育设施较好，可通过省市协同、院院协同、专科协同、社区协同、片区协同等进一步整合医疗健康资源，区域一体，优化医疗机构功能配置，放大倍增优势特色，打造集医、护、康、养、运动、健身和旅游、文化、教育为一体，有利于医学创造创新，有利于服务惠民，有利于构建符合现代医疗科技趋势和群众健康需求的大健康、大卫生、大旅游、多业态、多功能的新型医疗健康服务体系与产业体系，建立环五台山地区、环清凉山乌龙潭地区健康城。同时，借鉴哈佛大学“医研融合”的模式，建设以创新为导向的高水平医院。
通过省市协同、区域一体、顶层设计、科学规划，构建现代新型医养护康一体化服务体系，努力打造引领南京、辐射周边、江苏标杆、中国样板示范点，为健康南京、健康江苏、健康中国探索经验、做出榜样。
陈涤平委员（省政协教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就加强养生保健治未病服务体系建设提出建议。
随着大健康时代的到来，疾病谱和医疗模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传染性疾病等急性疾病逐步减少，由于生活方式不良等原因引起的慢病大量增加，消耗了大量的医疗资源。医疗模式也从过去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要健康长寿，要减少遏制慢病增长的势头，主要要以养护生命、预防疾病为主。祖国医学在《黄帝内经》中就明确提出了“上工治未病”的思想，即最好的医生通过养生保健治未病来达到防止疾病发生，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目前，还缺乏一个政府主导的、完整规范有效的养生保健治未病服务体系，养生保健治未病服务市场良莠不齐，无序竞争，时生乱象。
为此，建议：
一是要加强养生保健治未病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通过高等医学院校创办与大健康密切相关的中医养生学、健康管理等新专业，加快对养生保健治未病学历教育人才的培养，为行业提供高层次人才的支撑。通过政府卫生主管部门、人社部门等主导投入，委托高校、医院、专业学会等，对各类养生保健治未病服务机构没有相关学历和未经培训的从业人员分层次全覆盖进行半年到一年左右的系统培训，考核发证，实施持证上岗，提升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水平。
二是要加强养生保健治未病知识的宣传、普及和推广。由卫生主管部门和宣传文化主管部门主导，拿出提升全民健康素养的具体规划和具体措施，委托高校、医院、学术组织、文化机构等单位的相关专家深入社区和各单位，同时通过网络、各种媒体、图书等对广大民众进行养生保健和健康管理、慢病管理等相关知识的宣教普及，争取几年内对全省学龄及以上人口养生保健治未病宣教全覆盖。对听讲群众和宣讲专家实施一定的激励政策。同时，推动中医药知识和养生保健治未病及相关健康管理知识进中小学课堂、进教材、进校园，加强对青少年的健康养生教育。
三是加快养生保健治未病服务相关标准制订。当前养生保健治未病服务机构和服务内容大多缺乏相应国家和行业标准，要由政府及主管部门委托高校、医院、相关学术组织、行业协会等，尽快制订行业相关服务标准和技术标准，并根据标准对其进行评价检查，实施行业准入，促进行业自律。
四是加强养生保健治未病服务行业的培育和监督管理。明确养生保健治未病行业和机构的主管部门，加快出台引导扶持促进养生保健治未病服务行业健康发展的相关政策和措施。采取多种模式，集聚各种资源和资本，创办高质量的规范的养生保健治未病服务机构，构建覆盖城乡的养生保健治未病服务机构网络，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高质治量养生保健治未病服务。帮助养生保健治未病机构培训从业人员，解决经营服务管理中的有关问题，制定相关监管法规，加强对养生保健治未病机构的规范监管，对违规违法的养生保健治未病机构要进行依法查处，实行监管常态化。
李建华委员（苏州市天灵中药饮片有限公司、苏州市李良济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长）就加快我省中医药产业发展提出建议。
当前，我省中医药事业发展还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是专业人才严重匮乏，中医药从业人员缺乏；二是政策开口较小，准入门槛高，审批复杂；三是传统经方、验方挖掘力度不够；四是综合性医院的中医药使用比例不高。
为提升中医药服务水平，建议：解放思想，为中医药产业“松绑”。把中医药产业发展作为2019年的政府工程来推动，加大力度完善市场环境，放宽市场准入，激活江苏中医药资源，把我省中医药产业做到全国前列。加强对经方、验方的挖掘、运用和传承，加快建设三个平台：一是卫健委要建立研发平台，挖掘传统经方、名医验方，推动经方、验方、协定方使用，鼓励院内制剂开发。卫健委要对各地医院中医药的开方量进行考核，由省政府对卫健委进行考核。二是各地中医院要建立学术平台，为各地综合性医院提供学术培训，加快综合性医院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推动西开中的模式。三是各地要成立共享生产平台，加快中药经方、验方丸、丹、膏、酒、茶等传统剂型的技艺保护与开发使用，推动集约化、规模化、信息化的生产方式，为我省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