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6日下午，省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民建、工商联、经济一和经济二组的委员，围绕“着力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提高经济的发展质量和效益”主题进行讨论。省委常委、秘书长樊金龙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何权、洪慧民主持会议。
王金良、潘镇、高纪凡、曹一清、李启明、卢道富、王亚军、刘金、邹建平、杨巨人、李吉平、顾永庚等委员先后发言。
王金良委员（宿迁市宿城区工商联主席，江苏精科互感器有限公司董事长）就关于支持省工商联服务民营企业走出去提出建议。
作为外贸大省的江苏，为扭转近几年外贸持续下滑的局面，结合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和我省经济结构特点，提出了“高端引进来、规模走出去”的发展理念，出台了《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服务贸易的实施意见》、《江苏省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的合作行动方案》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目前更是要积极抢抓“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机遇。
作为企业家，我们也积极抢抓机遇，加快“走出去”步伐，我们精科互感器公司2009年在印度成立了合资公司，2014年收购了变电站互感器项目，增加了力量，有利于同跨国公司开展竞争，目前企业产品广泛销往东南亚、非洲部分国家和俄罗斯。
近年来，民营企业在调结构、促转型、经济全球化的大格局下，加强国际合作方面的业务量骤然上升，但很多国外、境外的商业项目由于体量大，资金、技术和管理方面要求高，仅靠一家企业自身的实力很难承接，有的需要多家企业联合合作。
江苏省工商联是服务民营企业的商会组织，多年来为服务民营经济的发展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工作的目标和方向主要围绕民营企业的需要来确定。我们在境外投资，深入了解当地政府招商引资政策之外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劳动力素质等方面情况，解决海外投资维权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像工商联这样的组织建立起境外商会来实现，在境外很多国家，商会组织的社会影响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要超过政府部门。为推动企业在境外发展，我们期待更加完善的服务保障体系、更广泛的服务平台和渠道、更有效的服务措施和手段。但现在由于一些外事政策的限制，省工商联很难开展这样的工作，我们非常希望省工商联能在境外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商会，更好的帮助民营企业开展国际合作，建议：
1、工商联既是群团组织，又是省属机关（公务员身份），其中对外联络工作与商务厅和贸促会等部门部分职能类似，但又在对外工作中承接着大量非政府性工作，建议在不违反国家外事管理规定的前提下，加大政策上的支持力度。
2、省工商联目前已建立了澳大利亚江苏商会、柬埔寨江苏商会，美国江苏商会正在筹建中。建议建立“境外商会建设协调推进”机制，由省商务厅牵头，工商联具体操作，省外办、省侨联、省贸促会、相关银行机构等单位共同参与，加快境外商会建设，推动企业“走出去”步伐，为企业在境外发展壮大保驾护航。
潘镇委员（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常务副院长）就促进江苏企业“走出去”提出建议。
1.更新对外开放观念，实现从引进外资向引进和输出并举转变。建议江苏有关政府部门将“走出去”和“引进来”作为同等重要、并举的对外开放战略，真正扭转“重引资、轻投资”的观念，切实鼓励企业到国外参与国际生产和国际市场拓展，从根本上杜绝企业以外企身份进行制度套利。
2.加强对于“走出去”的规划和引导。鉴于我省企业对外投资布局无序的现状，建议由商务厅或者发改委牵头，联合财政、工商、税务、外办、海关、银行等相关职能部门成立对外投资工作委员会，聘请企业国际化经营领域的专家学者担任顾问，对江苏省对外投资的发展制定宏观总体规划。对外投资工作委员会可借鉴国家的做法，发布江苏省《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根据江苏产业和企业发展的实情，确定江苏鼓励对外投资的方向和重点。对于鼓励性对外投资，要明确给予财税、保险等方面的支持和外事上的便利。
鼓励江苏省的对外投资应坚持优势型投资和学习型投资相结合的发展策略。一方面主动策应“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鼓励相对优势产业的企业向中亚、东南亚和东欧等“差半拍”国家和地区投资，以实现生产布局的优化和产业的国际转移；另一方面，重点扶持江苏企业瞄准欧美发达国家市场，向产业链的高端投资。鼓励企业采取参股、兼并等投资方式，加快向对手学习和获取战略性资源的速度。
3.加大对于对外投资企业的金融和保险支持。一是加强经贸管理部门与金融保险机构等的沟通和协调，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创新金融服务，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资金支持。二是建立有效的海外保险制度。可参照北京、大连等地的做法，明确由商业银行以优惠费率为对外投资企业提供海外资产保险。三是扩大江苏企业国际化专项基金的规模与用途，对海外投资项目进行项目增信和资金支持，并为我省企业积极争取国家外汇储备中心和对外合作基金的支持。
4.加强海外集聚区建设，鼓励企业“组团出海”。江苏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应采取集群发展的策略。众多产业关联的中小企业集聚在海外特定区域，形成专业化网络分工和配套服务，可以获取规模经济和风险降低效应。在地点选择上，一是利用和发挥政府间的合作机制，在与江苏有友好关系的城市或者地区建立，二是在发达国家开始布点，以点带面，逐步推进和扩大，为企业的战略性资源投资提供帮助。
5．建立和完善对外投资的信息服务。建立和完善对外投资的信息服务渠道，一是定期发布“江苏对外投资国别（地区）指南”，介绍东道国的自然状况、经济发展和投资风险。二是对企业加强国家和江苏省关于“走出去”相关政策的宣传和解读。帮助企业更好的了解和利用好优惠政策。三是加强对外投资的统计信息管理，充分掌握企业对外投资的状况。
6. 加快国际化经营人才队伍建设。江苏企业在“走出去”中面临的一个瓶颈是国际化经营人才匮乏。江苏企业国际化经营战略的实施，迫切需要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的国际化经营人才队伍。江苏省高校众多，专家学者资源丰富，建议由省内专家学者为主组成专业化的师资队伍，由省委组织部和省中小企业局组织和举办针对性的培训。
高纪凡委员（常州市工商联副主席，常州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CEO）就营造外向发展新环境，促进江苏企业走出去提出建议。
江苏企业密度大，江苏的土地资源和环境容量压力越来越大，为了推进江苏的可持续发展，除了加快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加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也要进一步加快推进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打造江苏企业的全球化竞争发展新优势。
罗书记报告中讲到“开放型经济是江苏的特色和优势，我们要积极拓展对内对外开放新空间，主动融入国家对外开放大局，在高水平引进来的同时，更大步伐地走出去，大力推进国际产能、装备制造和资源能源等合作，加强境外产业合作区和集聚区建设，不断提高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但是中国和江苏企业的国际化、全球化布局和发展能力还明显不足，目前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投资主要偏重于资源类项目，产业类、服务类项目的对外投资和国际化布局还处于初级阶段，尤其是高端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国际化发展布局还在发力。江苏现在已经拥有一批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集团。未来十年是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关键之年，培养一批国际化的企业集团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竞争力中的重要体现。江苏一直把创新作为推进发展的第一要务，改革开放以来创造出了一系列发展新模式，目前江苏处于开放性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在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环境下，江苏应该把大力支持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走出去作为战略项目来抓。
天合光能在2005年全面开始走以国际市场为导向的外向型市场销售之路，2006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并且不断吸引各国来自世界500强的优秀人才加入公司，形成了市场国际化、资本国际化、人才国际化的全面国际化布局，现在已经在30多个国家设立分支机构，包括市场销售、研发、制造基地和电站投资等业务，也吸引了近30个国籍的全球优秀人才在公司工作，并且形成了全球多元文化共融的天合独特的文化体系，在美国、欧洲、日本等地开发投资光伏电站，在马来西亚、泰国、印度等地投资规模较大的制造业基地，用十年时间完成了公司全球化发展的1.0阶段，我们达成了“全球最大的组件供应商和一流的补充集成商”的目标，过去五年销售额从100亿增加到300亿元。2015-2025年是天合光能走全球化发展之路的2.0阶段，我们将从产业、研发、资源、人才、市场等方面进一步在全球各国融合发展，到2025年成为低碳智慧能源的跨国集团。我想江苏有很多企业也有这样的发展战略。
我们期望省里建立系统性的支持和促进企业走出去的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议发改委和商务厅全面统计和梳理江苏有走出去发展需求的企业名单，建立统一的企业信息库，并且每年开一次促进企业走出去的会议，了解企业走出去遇到的困难和对于政府支持政策的需求，建议发改委、商务厅等部门要设立专门的处室来服务走出去的企业，可以命名为“国际化处”。同时促进金融机构、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在原来优良工作的基础上建立更加有针对性和高效率的支持体系。把江苏海外发展协会的工作进一步凝聚到支持企业走出去上来，并且在有条件的国家和地区设立江苏企业商会，把企业、政府、金融机构、协会的力量全面结合起来，构建促进江苏企业国际化的新体系。
曹一清委员（民建苏州太仓市委副主委、太仓市科技创业园董事长）就破除政策藩篱，构建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动力机制提出建议。
企业核心竞争力能否得到有效增强，直接关系到我省的经济转型工作能否较快并顺利推进。但从目前的情况看，一方面人才、知识产权等创新要素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缺少动力机制；另一方面政府公共服务支撑不足，引导性政策很难精准指向现实要害。因此，如何破除政策藩篱，构建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动力机制，就成为我省落实创新引领、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问题。
一、破除束缚科技人才的政策藩篱，构建激励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的动力机制
科技人才，是企业核心竞争力中的重要因素。高校和科研院所对教师及科研人员的绩效考核和职称评定，主要倾向于论文的发表及纵向项目的获取。这种政策导向，几乎是人为割裂了科技人与企业和市场的联系，已经逐步成为产业转型的桎梏。我们认为，如果不能构建起科技人与产业发展之间以直接利益为导向的动力机制来推动双方的深度融合；就不会有与全省产业转型要求相匹配的一定数量的企业，实现核心竞争力的有效提升。
我们应该借鉴湖北省的做法，率先在省属高校和科员院所打破对教师、研究人员的考核束缚，从构建动力机制，创造激励科技人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的政策氛围。
二、破除束缚知识产权有效利用的政策藩篱，构建激励核心技术产业化的动力机制
目前，在知识产权的形成到应用的过程中存在着多种异化现象。一方面专利与产业的背离日益严重，有关部门设置的对专利数量的考核要求，迫使高校、科研院所，甚至有关企业，炮制出大量既无产业化需求、又无产业化可能的“僵尸”专利；另一方面，专利所有权的属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专利产业化。由于收益分配与所付出的劳动不对称，高校及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推动专利产业化的意愿极低。
当前，应依据《知识产权法》，尽快在省属高校和科研院所强调对知识产权的有效利用，并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一是弱化对专利数量的追求，强化对专利应用程度的考核。二是试行专利所有权与使用权有限分开。科研人员作为职务发明申请的专利，在明确所有权属于单位的同时，单位将专利使用权在较长时间内（如十年）无偿让渡给专利发明人，以这样的动力机制来推动广大科研人员和企业投入更多的精力与资金进行技术转移，激励更多真正有价值的专利产生并获得应用。
三、破除束缚信息资源高效应用的政策藩篱，构建鼓励共建、共担、共享信息的动力机制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广大企业对创新过程中所需要的科技信息，包括各种文献、数据、公共技术等创新资源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但是，广大中小型科技型创新企业独立购买科技信息的成本过高，要求某一个企业为次数不多的查询而化巨资订阅国际期刊或者论文库、资料库，显然难以承受。事实上，很多企业是在依靠科技人员的个人关系在高校、科研院所的资料库中“蹭信息”，既不合法，又难以在时效上得到及时的保障。
我们建议充分利用“苏南创新示范区”凡事可以先行先试的政策许可空间，在科技信息共享上，分行业建设一些市场化的共享资源库。广大中小企业可以以相对合理的价格成为资源库的会员用户。政府则以效用为导向根据信息供应商提供的共享信息开放程度给予分级的补贴奖励，鼓励信息资源供应商扩大共享范围，为广大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提供良好的稳定的信息共享资源。
四、破除束缚企业公平竞争、良性发展的政策藩篱，构建普惠性的创新、转型动力机制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专家评审和项目遴选的方式来配置创新资源，打造了一批创新引领的“样板工程”。一方面这些“旅游点”似的样板在数量和规模上对全省企业转型升级的带动作用极低；另一方面以评审和遴选制度为主要形式的资源配置方式，受到评审专家专业背景等各方面的因素制约，在制度设计上存在着明显的瑕疵，甚至留下了权利寻租的空间，不利于创新型企业的公平竞争和良性发展。
国家和我省的“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中，都提出了制定普惠性的引导制度和激励政策。我们认为，江苏可以率先借鉴欧美广泛采用的“里程碑”式的持续支撑模式，即根据研究制定的“产学研合作”的分阶段进程标准“达成则得”，依照创新设计的普惠政策来推进产学研与中小企业的合作。降低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的门槛，凡开展产学研合作的企业，按照发展不同的阶段，在人才、项目、税收、政府采购等不同方面，都可以对照政策申请不同的“里程碑”式支持。政府部门也可以摆脱相应的“缺位与错位”困境，真正成为制订政策、执行政策的服务型政府。
李启明委员（东南大学建设与房地产系系主任）就推进我省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健康发展提出建议。
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简称PPP）模式，是拓宽公共投资项目资金来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共产品（服务）质量及其有效供给、激发市场活力的重大举措。2015年以来各地推出的PPP项目总投资已达3.4万亿元。江苏作为全国推广运用PPP模式首批试点省份，省发改委推出了307个项目、总投资5517亿元，省财政厅公布入库项目238个，总投资4456亿元，涉及交通、市政、污水垃圾处理、科教文化旅游等11大类。
目前全国推广运用PPP模式尚处于探索阶段，大约只有20%左右的项目签约落地。各地各部门不同程度存在对PPP作用期望值高，央企、国企、平台参与高，综合成本高，以及立法层级低，政府信用保障能力低、民资、外资参与投资比例低等“三高三低”现象。在PPP推进过程中，存在机制不健全、人才和专业机构匮乏、信息平台建设滞后、部门间缺乏协调等突出问题。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问题一：PPP机制亟需构建完善。一是PPP的融资作用重于公共服务供给作用。二是风险分担与利益共享不均衡。三是基于绩效的考核与政府监管机制不完善。四是应对PPP项目长期性的响应机制尚不健全。
问题二：PPP行业发展亟待加速。一是PPP专业人才缺乏，政府、企业、投融资机构和咨询业的PPP专门人才不能满足快速增长的需要。二是PPP咨询价值有待提升。三是PPP信息管理工作亟待加强。四是部门协调有待进一步加强。
二、对策建议
PPP项目投资大、风险高、时间长、利益相关者多，一旦失败，对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深远，需要加强顶层规划和设计，更好地把握PPP的运作理念、运作机制和发展方向，为我省经济建设、民生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更高水平和质量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积极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更好发挥民间投资的主力军作用。为促进PPP模式的长期健康发展，建议如下：
第一，建立健全PPP制度体系。一是强化PPP模式的公共服务供给功能；二是建立完善的风险分担与利益共享机制；
三是完善基于绩效的考核与政府监管机制；四是建立PPP项目长期有效的响应机制。
第二，加强PPP行业发展建设。一是整合PPP研究力量，强化人才培养机制；二是进一步加强政府人员培训；三是鼓励专业机构实现转型升级；四是培养一批PPP领域的骨干和龙头企业。
第三，加快PPP信息管理系统与平台建设。一是完善信息公开机制；二是做好数据分析；三是建立PPP案例库。
卢道富委员（镇江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就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为建设“新江苏”增添新动力提出建议。
近年来，镇江市以强烈融合意识，全面推进军民融合深入发展。一是理论探索走在前列。在全省率先制订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意见》等政策文件，镇江军民融合产业示范区建设被列入《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规划》和《江苏省军民融合式发展三年实施计划（2014-2016）》。二是实践创新独具优势。建成全国全军唯一的“空军装备部-丹阳军民融合式发展示范区”，创成全省首家国家级丹阳军民结合产业示范基地、省级镇江新区军民结合产业示范基地等特色载体，初步形成“一区两园”的发展格局。三是产业发展态势强劲。拥有各类军工和对口配套单位近200家、配套产品100多个，300多项技术创新成果填补国内空白。我们工商联也通过组织军民融合培训班、推进民企参与军品采购、邀请军工院所对接我市航空产业建立军民融合产业联盟等，积极推动军民融合。实践表明，军民融合发展为江苏经济提质增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通过调研发现，还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一是“民参军”企业涉及税收优惠、免税等，地方政府积极性不高；二是“民参军”程序复杂，企业的参与难度较大；三是“民参军”热于“军转民”，军工技术的民用转化相对滞后。为此，我们建议省委、省政府：
1、制定发展规划。准确把握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等有关军民融合的方针政策和制度规定，在已有的《三年实施计划（2014-2016年）》的基础上，制定好全省的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指导各地市军民融合发展。加强政策引导，强化措施推动，加大考核力度，既畅通“民参军”渠道，又拓展“军转民”路径，打造独具特色的军民融合发展的“江苏模式”。
2、拓展融合领域。在加强顶层设计、做好战略规划的基础上，推动科技、人才、资金等“全要素”融合，推动产业、城市、民生等“多领域”融合，推动“民参军”和“军转民”“两方面”融合，重点培育一批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的军民结合型企业，加快建设一批军地共享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和技术研发机构，实现军民融合不断深入。
3、打造特色产业。围绕我省的重点特色产业，强势推进军民融合示范区建设，全力打造新材料、装备制造、船舶、航空航天等军民融合产业。通过与军工领先企业的合作，积极引导我省民营企业进入，推动“民品参军”和军工技术转化，加快转型升级步伐。
4、强化引导培训。一是加大民营企业对军民融合政策的培训力度，对“民参军”的程序、步骤等进行梳理，做好宣传、发动、引导、帮扶等工作。二是积极发挥我省科教资源优势，组织开展各类对接活动，帮助企业与国防类高校和科研院所组建产学研联合体,可否成立“军民融合产业研究院”来促进军民两用技术的产业化进程。三是组织好涉军人才对接，引进和培养一批军地两用领军人才，为推动融合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5、深化制度创新。一要加强领导，在现有的军民融合办公室的基础上，成立由地方党委、政府和军事机关组成的领导机构。二要优化服务，建立专家咨询机构，设立综合服务机构。三要完善机制，建立军地协同、项目计划、政策保障、绩效评估等推进机制，进一步扩大“引导资金”规模。四要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军民融合涉及国家利益和企业发展，各级工商联及其指导下的商会组织因其政治可靠、联系广泛、信息畅通、服务具体、自律规范等特点，可在推进军民融合发展中起到推波助澜、增光添彩的积极作用。
王亚军委员（南京鼎燃科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就智慧城市的规划布局和建设提出建议。
南京科教人才资源丰富，是我国互联网8大节点城市之一，发展大数据、智慧城市等产业空间巨大。对于新业态经济，比如电子商务产业群、平台经济、新气候经济、知识产权经济等，政府及企业都要加强研究，大力挖掘，寻找并培育新的增长点。
第一，智慧城市建设能有效提高城市运行效率，提升城市竞争力。城市是一个生命体，运行效率直接影响城市竞争力。我们的邻国日本，东京都市圈总面积1万3千多平方公里，人口多达4000多万，GDP更是占到日本全国的一半，城市规模比北京、上海等都大。但去过东京的人们应该发现整个城市运行井井有条，城市病比国内大城市要轻得多。在这里面，智慧城市功不可没。以东京的轨道交通为例，280多公里地铁线，近3000公里城市铁路，每天运送旅客3000多万人次。依托智慧城市，东京轨道交通实现了全智能控制，通过数据采集和分析，地铁运营和控制中心能够第一时间获得各个车站的客流情况，早晚高峰时段的线路拥堵状况以及其它的突发情况，并有效而快速地找到相应的解决措施和方案。而反观国内，一些城市交通拥堵异常严重，各个部门沟通不畅，行政办事大厅、医院、车站里面排队长龙不断，这些都可以通过建设智慧城市很好地解决，提高城市的整体运行效率。
第二，智慧城市建设能有效拉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转型升级。建设智慧城市，需要更新升级信息基础设施，构建政府信息资源统筹管理体系，建设大数据公共服务平台，这些都将带来巨大的对智慧产业的需求。并且，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各种资源的开放、各类数据的开放，将为各种新技术提供良好试验场和展示场，能有效促进技术的更新和进步。
第三，智慧城市建设能有效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地区间差距。
智慧城市中的网上办事等项目，推动行政审批网上办理，极大地便利企业和市民。而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推进，将集成越来越多的公共资源，便利于市民访问教育、医疗、图书馆、文化馆等公共设施。现代信息技术能有效跨越地理鸿沟、行政壁垒。在智慧城市里，主城和新市镇，江南和江北，城市和乡村，将没有差别，能够促进地区的一体化发展，有效缩小地区间差距。
去年7月，南京江北新区获得国务院批复正式成立，这是江苏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给我们企业提供了新的机遇。我们公司在江北地区以及毗邻的苏北、安徽等区域，都有良好的发展基础。近期，我们也在江北新区积极调研，与地方政府、相关企业积极沟通，共同探讨智慧城市的建设。相信，通过我们企业的努力，能够为国家级新区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刘金委员（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行长、党委书记）就面向先进制造业、小微企业和民生领域，以金融的力量助力培育发展新动能提出建议。
在经济下行的新常态下，江苏的产业转型升级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一大批制造类企业开始利用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生产先进的高端的产品，占领国内国外新的高端的市场。这些企业是江苏先进制造业的代表，是江苏经济发展新动能的源泉，也理应成为银行融资的重点方向。工商银行作为国有银行的排头兵，在这个方面不遗余力，目前江苏分行制造业贷款共有1600亿，其中三成以上大约600亿是先进制造业企业。我来江苏任职之前，亲自参与了国家先进制造业产业投资基金的运作，我们江苏分行也将继续落实好国家和总行的要求，把先进制造业企业作为重点服务方向，为江苏发展新动能的培育作出应有的贡献。同时，对于传统制造业企业的疏远和压缩融资，既是银行自身规避风险和减少损失的本能做法，其实也是以这种方式在逼迫这些企业经历阵痛、转型发展，也是从另一个角度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培育发展新动能的另一方面是小微企业。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下，大量的小微企业蜂拥出现，蓄势待发。但因为它们是小微企业，规模小，信用记录少，资信状况相对差一些，在银行的融资就相对困难一些，成本高一些。这也是正常的。如果银行能够为他们多想一些多做一些，小微企业的群体壮大了，实力增强了，就会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的力量。工行在这方面也做了积极的努力，小企业贷款已经达到1.88万亿元，江苏分行也有1735亿元。我们还和省财政厅联合推出了申请便捷、利率不高于6%的小微创业贷产品，已经取得初步成效。
通过服务民生领域培育发展新动能，银行同样可以大有作为。对民生领域的融资，特别是对个人的融资，可以极大地帮助扩大消费需求，促进消费升级，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基本面是好的，潜力大，韧性强，回旋余地大。消费需求正是中国经济韧性和回旋余地重要方面。工商银行的信用卡、互联网金融、个人类贷款服务，都在这个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大家想不到，单是信用卡透支，包括分期付款，工行就有4204亿元，江苏分行就有246亿元。一个网上个人自主质押贷款，江苏分行几个月就做了117亿元。根据这次会议的要求，我们将继续加大民生领域金融服务的力度，为江苏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培育作出更多的贡献。
参加这次会议，听到大家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普遍觉得今年的压力很大，经济下行的局面短期内不易扭转。参加这次会议后感受到，我们既要看到当前的困难，也要看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韧性和回旋余地，看到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速度比较。第46届世界经济论坛日前在瑞士小镇达沃斯举行，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应邀出席，与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SOHO中国CEO张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就“中国经济将走向何方”议题展开讨论。姜建清董事长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在预测范围内，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可能经济的增长速度是有点下行，到了6.9%或者将来到6.5%或者更高一点也有可能，但更重要的是，中国更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不是追求经济增长的一个数量。同时，姜董事长表示，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为3-4%，发达国家的增长或会更低，因此中国经济增长于6.5%-7%，仍属高速增长，仍远远高于全球的增长，中国经济不是硬着陆或者软着陆，而是还不会“着陆”，还是在“高空航行”。因此，我也借用我们董事长的观点，我们应该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充满信心，当然，对江苏经济的增长就更有信心。
邹建平委员（南京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公司董事长）就加快城投企业改革转型，推动城市经济持续发展提出建议。
在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下，城投企业加快转型，主动对接城市建设、管理新要求，继续发挥好城市建设主力军的作用，将为地方政府加快城市升级提供有效的抓手，也能减少地方政府协调成本，有效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还能进一步壮大国有经济。下面，就加快城投转型，助推城市升级作几点思考和建议：
一、当前城市发展面临的发展环境
我省及南京市城市发展主要面临以下环境：一是城市环境资源约束力凸显。二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异严重。三是城市设施管理体系落后。四是城市微循环不够畅达。五是城投企业作用发挥须进一步增强。
二、加快城投企业转型，助推城市升级的相关建议
1、加快政企分开，将城投企业打造成城市综合投资运营服务商
在推动城市建设和维持城市运转方面，一个集成能力强、运营经验足、协调成本低的政府直属的综合性城市运营服务商对于加快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确保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新的政策要求下，地方政府应进一步明确城投企业作为政府直属的综合性城市投资运营服务商的地位，通过建立契约化的城市投资运营机制，进一步强化城投企业综合集约优势，努力发挥城市资产资源经营的集中效应，促进城市运营效率的提升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2、增强民生服务，提升城市公共运营效率与水平
按照中央加快供给侧改革的战略要求，加快城市战略与基础资源注入，推动城投企业更多投向基础性、公共性、平台性、资源性、引领性等关键领域和优势产业。进一步强化城投企业作为城市公用运营平台的功能，加强区域水、气、公共交通、固废处理等市场的集中整合，构建一体化、分层化、协同化的城市区域公共服务网络，通过价格补偿、财政补贴等方式完善运营补贴与收益机制，逐步减少和消除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公共服务差异，进一步强化均等服务义务，提升民生服务水平。
3、强化市场引领，推动城投企业经营方式转变
顺应城市化、环境保护等宏观产业政策，共享经济、互联网经济、社会众筹等新型经济模式和理念，加快完善城市网络化停车市场化收益机制、以城市基础设施为载体的分布式能源投资与收益分配模式，引导城投企业加强网络化城市停车与充电桩增值业务、分布式能源投资等方面的投资经营，切实转变资源经营与商业运营模式，通过新型模式解决城市拥堵和大气污染等运营问题。积极探索以市场化方式引入社会资本，实现城市资源经营业务的快速转型。
4、强调资本管理，推动城投企业投资方式的转变
按照中央关于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意见及省市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逐步完善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一步扩大企业经营的自主权。要以提升市场地位、提高收益能力为目标，以稳固业务基础、适度市场扩张为原则，鼓励城投企业对外投资扩张。加快优质资源向优质平台企业进行战略配置，合理安排国有资本的产权结构，加快产权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股权合作进行强强联合，完善企业治理结构，转变经营机制，优化资本结构，实现风险共担、合作共赢。
杨巨人委员（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融与信用卡中心总经理）就设立企业应急转贷基金，扩大小微企业转贷方式创新提出建议。
石泰峰代省长在今年人代会《政府工作报告》中阐述2016年工作任务时指出了“要加快设立民营银行和企业应急转贷基金，扩大小微企业转贷方式创新试点”的部署。通过学习，深刻体会到在当前这对于破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激发经济发展活力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也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与可操作性。
现实中，我们经常会发现企业在银行贷款到期日因一些不可测的因素造成不能按约定期限还款，这些不能及时、不能完全还款的企业，表象上虽不能按期还款，但这并不代表企业经营状况和诚信方面有大的问题。但是，从形式上看，企业不按约定期限还款其负面影响是明显的，因为银企一旦签定还款期限就形成了合约关系，银行就将企业还款日期进入了计算机系统，启动了程序化管理，企业一旦不按期还贷，不但会造成违约，而且还有可能留下不良信用记录。
所以说，帮助优质优良企业度过按时归还银行贷款的难关具有很强的紧迫性，既关乎企业良好信用的维护，又涉及银行贷款规则的满足，牵动着方方面面的切实利益。
在没有强大的外力帮助下，为了延续与银行的正常贷款关系，维护其诚信形象，很多企业为能实现贷款按期偿还，往往不惜通过走民间融资的渠道，借高利贷来偿还银行到期贷款，待银行新的贷款发放后再偿还民间融资，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过桥”资金。由于企业从民间融资时间紧、期限短使得民间提供的“过桥”资金利率很高、条件苛刻，不少资质和前景很好的企业如不及时偿还很有可能陷在高利“黑洞”被拖垮，使本来较好的企业失去生命力。
省政府提出设立企业应急转贷基金的构想，我认为抓住了当前企业难还贷，银行又难贷款的问题关键，只要很好落实，就能切实解决企业与银行的双难，实现彼此的双赢。具体运作，建议采取以下几种方式：
一是明确资金来源。由财政全额出资或部分出资，吸收部分企业参资，建好资金池，主要帮助本地区企业提供短期“过桥”资金，专门用作偿还银行到期贷款。
二是坚持公益原则。实行保本经营，不能以盈利为目的，可视风险状况或者资金成本情况，收取一定的资金费用，但不易费率过高。
三是准确把控风险。发挥政府部门充分掌握辖内企业信息的优势，视风险状况采取缓释措施，对资质好、前景好、诚信好的企业纳入应急范围，反之，那些状况不好，本就要被市场淘汰，救助无望的企业则不要盲目借资。
四是实行专业经营。设立精干高效的专业化机构，负责基金的筹措，借出与回收，对资金用途进行专门限制，严防挪作它用。加强与银行的信息交流和管理互动，通过双方的共同把控、相互协作确保应急资金放得准，收得回，充分发挥基金四两拨千金作用。
五是点面协同推进。对己经开展这项试点的地区先进行调研，总结成功经验，进行优化完善，然后全面推开，基金惠及对象先微型后小型，待形成规模与良性循环后再渐渐扩大与涵盖其它更大规模企业。
李吉平委员（南通市科技局局长、党组书记）就进一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努力培育发展新动能提出建议。
石泰峰代省长在省人代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将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作为今年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增加创新资源供给的一项重要工作举措，提出“实施‘创业江苏’行动计划，着力打造众创、众包、众扶、众筹支撑平台”。
为全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市从改善创新创业环境、完善服务模式、培育创新文化入手，整合创新资源，优化创新创业生态，吸聚更多的高端人才来南通创业，推动传统主导产业加快转型升级。以开发建设“创新南通”综合服务平台，为创新创业进行线上路径导航；以建设不同产业特色的“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为创新创业提供专业化链式孵化承载体系；依托已有产业基础，打造“通创荟”服务品牌，为创新创业项目开展创业培训、双创大赛，举行路演、对接投资，促进创新创业项目落地和产业化；以形式多样的宣传推广，吸聚市内外更多的创新创业资源。经过努力，打造了一条支持创新创业的全过程服务链，正在走出一条以创新创业来驱动转型发展的特色新路。
目前，“创新南通”上线近半年来，已宣传到北京、上海、深圳等创新创业活跃地区，平台点击量超过50万人次、微信创客群超过1100人。南通已建成省级众创集聚区2个、省级众创空间9家、市级众创空间超过30家，新增入驻科技型创业企业和团队369个；“通创荟”系列活动集聚创新创业项目261个，对接投资超过40个，为企业、创投机构和创新创业者之间搭建了“桥梁”，提高了创新创业项目对接投资、产学研合作、成果转化的效率，推动了一批企业开展协同创新，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在实践中，也存在诸多不足和问题，主要是：1、创新创业支撑体系有待完善。2、创新创业氛围还不够浓烈。为进一步加大创新创业推进力度，形成长效机制，建议：
1、进一步加大创新创业的支持力度。建议搞好省级顶层设计，以推进“创业江苏”平台建设为重点，培育包括“创新南通”在内的一批全国知名的创新创业服务品牌。进一步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产学研金介用”一体发展的技术创新体系，更加注重协同创新，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把全社会力量和资源凝聚到创新创业上来。
2、进一步营造创新创业的氛围。加大宣传推介力度，鼓励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融入创新创业，充分引导社会力量参与。遵循创新创业的规律，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市场孕育出的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宽容失败。出台更精准的扶持政策，解决初创企业融资难、市场难等问题，引导鼓励创新创业者应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创造新需求、培育新市场、打造新业态，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铺天盖地”、“遍地开花”。
3、设立支持创新创业的专业服务机构。推动双创工作是一项新生事物，为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部分省、市已经探索成立专门责任部门，如深圳、成都等地均成立了创新创业服务处等，这些地区创新创业氛围都十分活跃。我省正在推进创新型省份建设，应该设立统一的创新创业服务协调机构，设立省级天使投资基金，集聚整合各部门扶持大众创业创新政策、创新要素和创新资源，统筹开展各类创业大赛、培训等活动，建立沟通协调机制、责任落实机制。
顾永庚委员（江苏金桥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就创新政府供给侧服务，激活实体企业内生动力提出建议。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开启了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代，明确了改革的“三大领域”和“五大任务”。省委罗志军书记在省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上的讲话，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根本上要靠改革创新，靠真抓实干。要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重中之重，要推出一批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改革举措，以市场取向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以简政放权改革为市场主体清障搭台，精准发力，持续用力，放大改革效应，释放改革红利。石泰峰代省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按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坚持改革创新，加快服务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建设，在更高起点上开创政府工作新局面。
决策层的战略定位，给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绘就了美好的蓝图。权威人士解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若干政策要领和工作举措。千言万语，落实到最基层最需要的就是可操作性强，能够实实在在的有效而尽快帮助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够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实力的供给侧服务。也就说政府要针对企业的迫切需求提高及时服务。
本人前一段时期和许多企业负责人进行交流，结合本人多年来的企业管理实践，确实感到当前的实体企业很难做，尤其是新创办的企业或者新的投资项目运作审批验收等说起了容易，做起来难。我认为政府也要创新供给侧服务，激活实体企业内生动力。
例如，现在有许多企业需要政府组织专家组进行会诊，像中医一样开展“望、闻、问、切”面对面地诊断，实现“药到病除”，对于疑难杂症涉及条线管理问题，也需要政府层面出面协调解决，让企业健康运营或者是关门为安。再如，政府可以委托企业联合会等社会组织经常深入企业进行调查研究，汇总整理企业提出来的若干问题，以购买服务的方法提出对策，交有关部门会办给予帮助。同时就国际形势和科技发展等等的变化对企业经营可能带来的影响举行报告会、座谈会提出供给侧服务或者有针对性地开展预警服务，分享公共的信息资源，充实企业负责人的智慧。又如，政府要着眼长远，认真分析和发挥好区域优势，用好政府规划的资源，设立产业园布局，实施招商选企，惠及产业链集聚，开展公共事业公平、公证签约统包服务，优化和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实力的产业园区，政府主导配套式服务。要制定鼓励和激励公务员积极为企业办实事、解难题的政策措施，减少“玻璃门”式的大厅服务，杜绝“坐堂式”的发号施令，真正形成崇尚企业的良好氛围，让企业勇于创新抱团发展，想方设法增加投入，开展精致化管理，不失时机的提高市场运作效率，谋求更大的经济效益，为社会发展做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