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1-02-02 09:23 来源: 人民政协报

  2020年7月1日,云南省临沧市耿马县孟定镇召开协商议事会议。

  2020年7月22日,云南省曲靖市政协组织大家观摩学习马龙工业园区小寨片区环境卫生综合治理协商议事会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大量决策和工作,主要发生在基层,要重点在基层群众中开展协商。

  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如何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相衔接,将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社会治理效能,是新时代云南省政协正在书写的履职答卷。

  2020年3月,一项以“拓展政协工作空间,提高基层协商质量和水平,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解决群众实际问题”为工作目标,以群众根本利益为坐标起点,以“协商于民、协商为民”为基础底色的省政协“协商在基层”试点工作在全省38个县(区、市)的79个乡镇(街道)、村(社区)迅速铺展开来。

  近一年来,云南省各州(市)政协和县(市、区)政协在同级党委领导下推进试点工作,与基层治理相融合,聚焦基层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坚持边试点、边总结、边推广,以点带面、示范带动,“协商在基层”逐渐成为云岭大地群众欢迎、党政满意、成效明显的政协特色品牌。

  出发点

  ——推动政协协商和基层协商有效衔接

  云南是边疆民族大省,如何推动边疆社会治理现代化考量着主政者的智慧。

  2019年11月8日,中共云南省委政协工作会议召开,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重要思想和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神。会议要求,要更加重视加强和改进基层政协工作,将人民政协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参与基层治理的效能。

  “运用政协‘看家本领’,履行政协‘协商’的主责主业,充分发挥好政协特别是县级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推动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把人民政协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参与基层治理的效能,为增强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能力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秉持这样的初心使命,省政协党组经慎重研究,作出了开展“协商在基层”工作的决定。

  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李江高度重视,多次强调,积极推进政协协商同基层协商有效衔接、同社会治理有机结合,是中央和省委政协工作会议对人民政协工作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要认真研究,尽快启动。

  随后,省政协迅速成立专门调研组,先后赴江苏省徐州市和省内部分县(市、区)调研。经过扎实调研论证,2020年3月6日,一份凝结着多方心血的《关于开展“协商在基层”工作更好地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意见》经主席会议研究审定后“新鲜出炉”。

  该《意见》明确提出,聚焦“搭台”这一政协的主要工作方式,按照“不建机构建机制”的工作思路,依托现有的“政协委员之家”“委员服务联络处”“委员活动小组”“委员工作室”等,在乡镇、村社区和企事业单位搭建“协商在基层”常态化协商议事平台,分层级建立乡镇、村社区、企事业单位协商议事会议,设立协商议事室,将政协协商的工作触角一步步向基层延伸。

  随后,由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杨嘉武作为牵头领导,由省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机关党组书记张荣明任组长,省政协副秘书长杨桂红等任副组长的省政协“协商在基层”工作推进组及时成立,负责综合协调、组织联络等工作。

  各州(市)政协和县(市、区)政协纷纷行动,紧密结合各地实际,研究制定方案,确定试点单位,围绕“谁来协商”“协商什么”“怎么协商”,从协商的内容、形式、程序以及保障等方面,制定规范性文件,确保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有章可循。

  工作中,昆明市政协确定了“4+2+N”协商平台体系,玉溪市红塔区政协明确了“五环节”“1+7+N”工作模式,罗平县政协构建了“1234”协商工作体系……全省“协商在基层”试点工作朝着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目标迈进。

  坐标系

  ——让基层政协“上连天下接地”

  “协商在基层”工作启动以来,临沧市政协在边境县开展试点,推动政协协商嵌入边疆基层社会治理,使协商民主之花开遍边疆村村寨寨。年内,临沧开展协商议事活动30多场次,推动解决“边寨通信信号有盲区”“边境疫情防控难度大”“边民互市管理不规范”等一批民生难题。

  楚雄彝族自治州政协依托现有的“政协委员之家”“委员服务联络处”“委员活动小组”等,整合各类活动场所,在乡镇、村(社区)以及企事业单位统一标识标牌,搭建“协商在基层”常态化协商议事平台,建立协商议事会议,设立协商议事室(点)。全州共建成常态化协商议事平台155个,发挥了党委政府“好帮手”、人民群众“连心桥”、委员履职“新平台”的独特作用。

  大理市高度重视“协商在基层”试点工作,市委专题研究部署,市政协搭平台建机制主动作为,乡镇(街道)和村(居)委会积极参与,形成了“党委统筹、政府支持、政协搭台、基层主动”的工作格局,合力推进“协商在基层”工作。

  ……

  2020年9月29日,全省政协系统“协商在基层”工作推进会召开。会上,部分州市(区、县)政协常委、政协主席等拿措施、晒经验、亮成绩,折射出全省“协商在基层”多点开花、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

  当天,杨嘉武对“协商在基层”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他表示,“协商在基层”以协助党委政府增进基层群众福祉为价值取向,以更好地发挥基层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工作目标,以探索建立政协协商新形式为实现路径,以充分发挥基层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履职效能为工作支撑的一种有效的政协履职新探索。各级政协组织、政协干部要扛实责任,以更高的站位、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推动工作往深处走、往实处做。

  值得一提的是,县级政协长期以来备受“两个薄弱”问题困扰,而“协商在基层”带来的改变让县级政协主席们感到十分欣喜。

  大姚县政协主席沈克敏深有感触。“县级政协一开门就是基层,就是群众,推动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实现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是政协参与基层治理的重要切入点,弥补了政协工作在乡镇(街道)以下基层单位的空缺,实现了政协工作与国家治理的有效对接。”

  新平县政协主席刘振华认为,过去群众间自发开展的协商,由于没有制度保障,存在表达无序、效率较低等问题,常常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悖理窘境。而政协是专门协商机构,有丰富的协商经验,政协委员不涉及各方利益,在帮助百姓解决问题过程中往往发挥着“缓冲器”的作用,融洽了各方主体之间的关系,实现了群众诉求“无顾虑”地表达,把疑虑化解在基层,将问题处理在源头。

  云县政协主席钟汝菊说,过去政协组织在乡镇没有“脚”,而通过“协商在基层”平台,使政协工作有效、有序地延伸工作手臂,推动委员履职“走下去”,搭建起“专委会+委员履职组+协商议事会议”的协商联合体,让委员履职有了新平台。

  显成效

  ——制度优势“变身”治理效能

  “‘协商在基层’可帮我们解决了不少难题,已经在我们村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喽。”去年10月中旬,记者在牟定县共和镇牟尼村采访时,该村党总支书记习兰芳称赞道。

  牟尼村四周成片的塑料大棚连成一体,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习兰芳说,那是村里流转出去的1720亩土地,种的是花卉。村民除了拿到土地租金,还能在花卉基地上打工,拓宽了大家的致富渠道,村民们都十分感激土地承包方。但2020年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土地承包方的花卉卖不出去,资金链断了,无法按时向村民缴纳土地租金,引起了村民的不满,双方势同水火,一场矛盾纠纷随时可能火热升级。

  牟尼村干部们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多方斡旋,依然无果。

  牟尼村是牟定县“协商在基层”工作试点村之一。看着事态发展十分严重,村干部们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召开了牟尼村首场“关于解决土地租金问题”的“协商在基层”协商议事会议,政协委员、议事会成员、村民代表、土地承包方和村干部们被聚在了一起。

  起初僵持不下,涉事利益双方一度争得面红耳赤,随后打开了话匣,敞开心扉,说起了各自的难处,政协委员居中主持,提出可行的建议……一场会议下来,最终达成了共识:村民同意土地承包方延期缴纳租金、水费等费用,但相关部门得监督,保证村民的利益。

  “尝到甜头了,‘协商在基层’已成为我们村民自治的新法宝。”习兰芳说,政协搭台、各方参与、上下沟通、左右协调的协商模式,打破了基层工作中少数人说了算、干部说了算的局面,大家一起来商量、一起来决策,使协商结果更有权威性、更符合民意。

  这只是个缩影。自“协商在基层”工作开展以来,一系列各具特色的协商议事活动每天都在全省各地上演。

  陆良县政协就康隆新州小区业主一直拿不到房产证的问题开展协商议事活动,协商结果是去年6月中旬办理房产证,解决了困扰群众心头的担忧;

  宜良县政协召开协商座谈会,围绕宜良县匡山小学学生在校“小饭桌”问题进行协商,最终促成城区小学中午集中供餐,解决了“小饭桌”不卫生不安全、家长无时间接送小孩的烦心问题;

  大姚县政协针对金碧镇卫生院与县中(彝)医医院合并后患者转诊交通困难的问题,召集相关方开展协商,推动开通了公交车,使群众看病交通费从原来往返一趟40元降至4元,为老百姓办了实事、解了难题……

  杨嘉武表示,经过实践,“协商在基层”以规范的程序机制保障众人的事由众人商量,能使基层党委政府的决策更好地体现“最大公约数”,推动基层治理从“为民作主”到“由民作主”转变,形成了运用协商方式开展基层治理的新格局,为云南边疆社会治理现代化作出了政协贡献。

  如今,省政协“协商在基层”这棵大树正扎根基层百姓当中,枝繁叶茂、生机勃勃。

  (吕金平 李茜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