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天鸣
“过去，学生是用十几年来学习，用两天来选专业，决定的可能是一辈子的事情。”
2014年启动的浙江、上海新高考改革试点在升学通道和选考科目上增加了学生的选择性，鼓励并引导学生按自己的兴趣和志向选择所学，但是很多教师反映，不少考生却患上了“选择无能症”，既不知自己的理想是什么，也不知该选择什么专业。
新高考背景下，做好中学生的生涯教育已成为关系人才培养质量和新高考成效的重要命题，亟待破题。
何为生涯教育
生涯教育包括学业规划和职业规划。早在2012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就联合日本青少年研究所、韩国青少年开发院以及美国艾迪资源系统公司，发布了《中美日韩高中生毕业去向和职业生涯教育研究报告》。
报告显示，中国高中生中接受过职业与毕业指导的比例，明显低于其他三个国家，最大差距超过45个百分点。其中，受访中国高中生中接受过职业与毕业指导的比例仅为33.1%，不但远远低于60%的四国的平均水平，与美国的68.8%、韩国的72.3%、日本的78.2%之间的差距也非常明显。
“很多中学生不关注选专业的事情，分数出来后，只能功利地作选择，所以每年都有一部分主动退学的大学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专业和学校不满意。”熊丙奇在论坛上说，问题背后则是中学期间缺乏足够的生涯教育指导。
上海格致中学校长张志敏在论坛上讲了个本校学生的故事——一个学生，家族三代从医，填志愿草表时，父母给他填的医科，但在网络关闭的前一个小时，该学生模仿父母的签字把志愿改成和医学完全无关的专业。张志敏希望借此引起人们思考：孩子的未来该由谁做主。
他坚持认为，适当的生涯教育，能帮助孩子对未来产生期待，并且为期待付出真实的行动。但生涯教育绝不是增长分数的策略，而是为发展人服务的，核心是发掘学生的个性和潜能，为学生规划专享的成长路径。
这点深得麻省州立大学教育领导系教授严文蕃的认同，严文蕃认为，生涯教育切忌为找工作服务，为找学校、配专业服务。“大学和专业都在变化，尤其是人工智能出现后，如果为了工作而选大学和专业，原来认为最好的工作可能到以后就消失或被取代了。”
“10年前有谁知道共享单车和移动支付？”远播教育集团副总裁钱静峰说，既然未来的角色是虚无缥缈的，生涯教育就应该帮助学生在不确定的未来中，培养能够积极面对的能力。
钱静峰曾多年负责大学生的招生和就业工作，他发现，很多中学生升入大学后，不满自己的专业，为了换专业而补修，最后只能选择延期毕业；有的学生到大四依旧浑浑噩噩，找工作时匆匆签了三方协议，把自己便宜地“卖”了。“这就是生涯教育缺失让学生付出的代价。”钱静峰说。
近年来，中学生的生涯教育日渐受到一些省份和地区相关部门的重视，如新高考改革启动前，上海市教委就印发了《上海市学生职业（生涯）发展教育“十二五”行动计划》，提出“构建从幼儿园到高等院校的学生职业（生涯）发展教育体系”。近三年来，浙江、河南、山东等省级教育部门也陆续发布了加强中学生“生涯教育”的意见和纲要，生涯教育已经提上政策议程。
新高考改革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把“综合素质评价”作为重要参考。“这意味着高考选拔人才更关注孩子的特长和自主性问题。”钱静峰说，“自主招生时，当站在面前的都是有特长的学生时，考官更倾向于选有主见的人。”
如何关注学生特质、发现学生兴趣，使学生的兴趣和未来建立联系并不断积累、形成特长，成为生涯教育要致力解决的问题。
先行先试者的经验
当生涯教育还普遍局限于理念探讨时，一些学校已经把生涯教育开展得有声有色，无论对学生还是教师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三年前，在新高考改革背景下，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面向高一年级全面开展生涯教育。不仅为每个学生“私人订制”生涯培养计划，还进行人格、职业能力、价值观与职业能力匹配度等类型的测试，形成综合素质发展档案。
同时，学校成立生涯教育与素质拓展中心。除配备9名专职人员外，一些学科教师也被要求参加暑期培训，致力于将生涯教育融于教学中。部分教师被选作生涯导师，每个导师会联系十几个学生，帮助学生不断调试未来的发展方向。
2017年6月，这批学生已经结束高考，这所学校也迎来了近20年来最好的高考成绩，其中有5名学生考入了清华、北大。
“这届学生中其实还有人分数达到北大的录取线，但因为喜欢的专业而选了北航，这在过去是不太可能发生的。”该校校长朱建民认为，这与学校三年来开展的生涯教育密切相关。
成都市第七中学则通过整合校内资源，把生涯教育与传统的课程资源相融通，要求学生读多本名著，参加一个社团，完成一次研究性学习，做一次学生干部，策划一次班会……目的是将校园生活社会化，以此挖掘学生的生涯发展潜力。
“学校内部有40多个社团，有学生节、体育节、文化节、感恩节等一系列活动载体，供学生进行校内的生涯实践。”成都市第七中学副校长胡勇说。
还有一些学校将生涯教育办到了校外。上海闵行中学与本地的高校、医院、航天设备制造企业等合作，建立了多家生涯实践基地，促使学生提前体验职业生活、接受大学课程和走进科学实验室。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则把学生带到一年一度的大学生人才招聘市场。校长唐江澎说：“我觉得这比我们上十次生涯教育课效果都好，学生可以深刻认识到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是如此之高，人才的竞争是如此激烈。”
在锡山中学，学生被赋予极大的自主性：开运动会，宣布开幕的不是校长，而是学生“市长”；学生在校内开起了无人超市；通过校内管理机构，学生参与到对食堂的管理中；学生通过设计文化产品、筹集各种经费，让学校公厕都放上了手纸……
无论生涯教育选在校外还是校内，唐江澎坚持认为，生涯教育的内容必须和学生长期生活的世界发生长久的关联。
生涯教育在改变学生的同时，也在改变教师。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的语文教师李冰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自从开展了生涯教育，老师对学生的个体关注更细致了，想着打开每个学生的内心。”
他清楚地记得，一位男生高一入学时说，自己对数学不感兴趣，唯一的要求就是不拉分，除此之外就“期待买菜时不算错钱”。经过两年多生涯教育后，该学生有一天对他说：“
如今，李冰把教学之外的大部分时间放在和班上每个孩子的沟通上，他常用“动起来”、“更大视野”、“他们眼中会透露出坚定、自信的光亮”等来形容那些找到生涯方向的学生，而他自己也因开展生涯教育而有了“培养人要往后看二十年”的“更大视野”。
生涯教育面临的挑战
生涯教育目前总体还处于积极探索阶段，其中一些现实挑战还束缚着生涯教育的发展。
东部地区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学校长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投入不足是现实困难。他所在中学的生涯教育经费都是挤占德育教育的相关经费，而生涯教育测试和信息平台的建设成本普遍较高。普通中学没有自己开发平台的能力，只能采取向社会机构购买的方式。
“如果全套购买，有的甚至超过20万元，每年还要支付3万至5万元的使用费，这对普通学校来说不是一笔小钱。更不用说带着上百名学生去研究机构和大公司做生涯实践了。”这位校长说。
除此之外，不少校长反映，当前更难解决的是师资问题。开展生涯教育多年的上海闵行中学校长何美龙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我们老师的传统经验里就没有这个东西，也不知道怎么把教学和生涯教育联系起来。”
李冰虽然是生涯教育的积极践行者，但他也担心：花大量时间跟孩子沟通，效率能有多高？过早帮助学生确定方向，会不会造成学生的路走窄了？学生最初能够“选我所爱”，又怎么坚持“爱我所选”？需要改变方向时怎么才能“不畏改变”？这些疑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师对“拥抱”生涯教育的矛盾心理。
对于生涯教育测试和信息平台建设“昂贵”问题，钱静峰认为，尽管有关生涯教育的很多课程和系统开发还没有结束，但今后的方向是对生涯教育的智能化打造。这意味着，未来可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和远程教学来辅助老师形成标准化的备课体系，动态掌握学生发展情况。“随着标准化逐步完成，成本也将随之降低。”钱静峰说。
另外，成功的生涯教育也绝非用钱才能“堆”出来。钱静峰说，比如讲到计算思维，教师既可以用电脑，也可以用纸来计算，目的是要让学生认识到这种思维的重要性，关注到这些能力，并将能力和未来想做的事情结合起来。
面对专业生涯教育教师的匮乏问题，何美龙认为，只能依靠对教师进行“回炉再教育”。上海闵行中学近三年来，就是利用暑假时间，连续组织对教师的分批、分层培训来“锻造”本校的生涯教育教师队伍。每位教师都要达到60个课时的封闭式培训。
“没有哪一套生涯教育的模式能够适应所有学校。”钱静峰说，我国学生众多，学校情况迥异，只有学校、教师坚持不懈地在挖掘学生个性和潜能上下功夫、动脑筋，生涯教育才可能有新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