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中央财经委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用一组中国经济年度预判数据给出中国经济的靓丽答案：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有望超过90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约9900美元；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上升至约16%，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接近30%；城镇新增就业超过1300万，农村贫困人口有望继续减少1000万人以上……
中国经济一如既往地保持着稳健的步伐，并在持续40年的努力后，成为全球经济最大的“稳定器”。
展望2019年，中国将继续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积蓄力量，于静水流深中延续经济奇迹的又一个“一小步”。
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制造强国；以形成强大市场拓宽经济纵深、强化产业拉动力；以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高经济平衡度；以国企国资改革、资本市场、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经济体制改革，服务微观主体并激发其活力；以进一步开放激励企业竞争力，并配置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保障和改善民生落实共享理念……
在中国经济的超强韧性与巨大潜力发挥后，一个市场开放平等、微观主体充满活力、产业迈向中高端、经济活力辐射周边与全球的巨型经济体更加清晰。
每迈出平凡的一小步，累积起来就是经济奇迹。
中国成为世界“常量”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已经成为当代推动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健康发展的关键性稳定力量和发展常量。”接受记者采访中，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认为，这个过程非常戏剧化。
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到2012年，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快速发展，带动全球南北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迅猛发展。尤其是中国选择的符合自身国情的道路，使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看到了通过奋斗可以加速发展的希望，燃起了追求国家梦想的向往、激情与行动。中国成为了世界格局变化中最大的变量。
从2012年到当下，中国不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经济增长的全球贡献率连续十年一直稳定在30%左右，中国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外交格局中最大的稳定力量和发展常量。与此相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难以通过深刻改革消除经济金融化趋势，导致产业空心化和社会贫富差距日趋加重，进而引起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崛起，特别是2017年上台的特朗普政府强推“美国优先”政策并在国际社会不断“退群”，美国现在已成为影响全球格局变化的最大变量和最不确定性因素。
是什么力量在短短40年间内让中美两国发生了如此难以想象的态势转换？
“中国体制。”采访中，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田应奎认为核心就是“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这一体制的突出特点，就是可以集中力量谋长远、办大事，这是西方体制难以做到的。
就好比扔铅球，普通人大多用臂力扔出去，铅球运动员绝不会如此，而是扭腰、沉裆、压腿，然后弹腰、旋转、蹬腿、再抬臂发力……这一整套连贯动作将人体的腰力、背力、腿力、臂力调动在一瞬间爆发，通过铅球这个点集中释放出去，其距离远远超过普通人。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就是这样不断挑战自我。尤其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大部分现代制造和高新技术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全、从全到强，从家电、通讯设备、安防到光伏、高铁、核电、面板、5G……一路逆袭，建成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国人民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
正因此，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告诉本刊记者，当前中美贸易争端表面看是经贸摩擦，实际上是中西方两种政治经济模式之间的竞争和冲突，“中美贸易争端的根源来自美国内部体制消化和应付不了其体制本身所引发的问题，而执政者将此‘外化’为贸易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就不难理解今天西方盛行的反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思潮和民粹社会运动。所有这些都是难以适应外部竞争加剧引发西方社会内部政治、经济和社会失衡的产物。”在他看来，世界全球化进程已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现实，任何国家除了通过不断改革塑造积累体制优势，别无他途。
开放是最大的自信
“这就是‘一号通告’。”在当地介绍者指引下，记者看到了这张开启浙江义乌40年全球化传奇的油印文件。
1982年8月25日，当时的义乌县下发《关于加强义乌小百货市场管理的通告》，宣布正式开放“小商品市场”。这是全国第一份明确认可农民商贩和专业市场合法化的政府文件。
谁能想到，这个县级市如今出口219个国家和地区，2017年出口额占浙江省1/8、全国1/66。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市场只有不到12万种商品，现在义乌小商品市场就有180万种不同规格和品种的商品，占联合国贸发会议工业品品种品类的90％以上。
“义乌的传奇故事是中国奇迹的完美样本。”义乌市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峻峰感慨地告诉本刊记者，不靠海不沿边，交通不便、人多地少、资源匮乏，更谈不上有什么工业基础，义乌人用自己的汗水泪水、乐观自信和勤奋智慧，从“马路市场”开始，实现了从小商贩“鸡毛换糖”到小商品“世界超市”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买卖全球”的梦想之旅。
即使在当前中美经贸摩擦压力下，2018年1～10月义乌市进出口总额仍达到了2172.1亿元,同比增长14.3%。其中对美国出口105.4亿元，同比增长25.4%。尤其近年来在电商革命背景下，2018年义乌电商快递业务量28亿件，相当于全中国人均两件，一县之量超过北京、杭州，仅次于广州、深圳、上海，排名第四。
“这一切靠的就是改革开放四个字。”田应奎说，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创新同时也告诉世界，改革与开放也是全世界的发展主题。全球开放大潮有激流有险滩，有回漩有逆流，但浩荡向东的力量不可阻挡，可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今天的中国，开放的基因已经深深融入国民经济的血脉和肌体，与世界的联系水乳交融难以剥离。2018年9月，《纽约时报》调查报道的结论是，中国制造能力无可匹敌，“中国仍然是做生意的高效之地，其物流网络规模庞大，流通迅速。中国修建了470万公里的公路，拥有全世界50个最大港口中的13个，以及排名前五港口中的三个。”
“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告诉世界，“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
引领全球潮流
创新是改革开放的生命。在接受《记者采访中，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锋认为，“这可能是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外部挑战。”在他看来，化解这场挑战，一靠继续坚定不移推动改革，二靠中国继续全面融入世界经济的意志和信念，“落实到具体的国家支持上、企业行动上和个人努力上，就是中国全方位地提升自身创新能力。”
“中国战胜眼前困难的关键在于，我们的发展模式和企业政策能否在世界政治经济大变革的局面下‘变在前面’。”
面对未来，朱锋认为，中国全力改革创新的部署，正在构建出公正、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并发挥出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优势，营造出最佳的市场营商条件和创造力充沛的企业经营环境，“我们可以完全无惧任何人、任何时候、任何形式的围堵和打压。”
令人欣慰的是，在2018年大江南北的调研中，本刊记者发现这种“变在前面”的基层创新，已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而且许多创新已经从单兵突进的技术创新和项目创新，深入到制度和系统层面的体系创新。
6年前，通过一场打破城乡壁垒、结束二元户籍制度的深层次系统改革，浙江省德清县263万居民迈入城乡户口一元制时代。由于城乡政策差别被抹平，承担了21项国家级改革试点和44项省级改革试点的德清县，发展和创新“势如破竹”，2017年人均GDP增长到10.9万元，城乡居民收入倍差降至1.66:1。
德清改革创新的系统集成，让县委书记王琴英充分体会到现代服务型政府的要义，就是为“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创造社会经济条件，为“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搭建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平台。
2017年4月，在山东威海市文登区乡镇党委书记培训班上，区委书记吴宏飞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新时期土地谁来种、怎么种？二是农村集体经济怎么发展、怎么增收？三是乡村谁来治理、怎么治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为这三大问题指明了突破口。
一年多来，文登区这个全国百强区县没有把目光束缚于一域，通过改革创新来激活新动能，自主创新“普适性”乡村振兴路线图：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为龙头，以强化基层党建为保障，十大工程有机衔接、互为支撑，构成了一整套较为完整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治理体系，实现了面上既可推广复制又能针对具体问题具体解决的管用好用的乡村振兴路径模式。
2013年2月，长沙、武汉、合肥、南昌四个省会城市跨省自发组织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合作会商机制。五年来，形成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合作协调会制度，不断强化跨省全方位协调发展。现在，机制日益壮大，已吸纳了九江、黄石、岳阳等8个观察员城市和湘潭、益阳等3个特邀城市。长江中游在发展机遇上自主创新，已从过去的塌陷中跃然隆起。
这种体系创新的效应还在持续放大。在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本刊记者发现，创办只有4年时间的江铃新能源汽车，充分借助长江中游城市群合作机制，将新能源车定位于类似苹果手机的终端平台，以产业联盟的组织形式整合武汉东风充电装备、合肥阳光电机电控、长沙时代新材等专业领域顶尖技术资源，迅猛成长为国内第五大纯电乘用车制造商。
“未来的创新，一定是平台的创新、体系的创新；未来的竞争，一定是平台的竞争、体系的竞争。”目前，江铃新能源手中的订单数已超过9万辆，全部来自于真实的零售客户。公司副总经理单丰武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告诉本刊记者，一人、一企业、一国家，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唯创新者进，唯创新者胜，唯创新者成。”
释放“巨市场”伟力
2018年刚刚结束，中国与“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的距离无限接近并有很大的触及可能。最新统计数据仍未出来，但按照目前增长趋势，2019年中国市场规模很有可能超越美国。
有市场分析人士表示，2019年，中国消费市场有望跨入6万亿美元，并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这个变化，意味着未来世界企业会将更多的目光放到中国。”
采访中，田应奎为本刊记者分析说，上世纪后半叶以来，美国能够对世界各国和全球企业发号施令，原因之一就在于作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的财富创造力量。围绕自己这个全球第一大市场，美国制定国际贸易规则，构建了全球垄断的金融体系，主导了全球化进程。
在他看来，一手掌握全球最主要的科技和创新，另一手拥有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过去100多年来，美国持之以恒地构建出了一个“它对外界依赖小于外界对它依赖”的“自循环经济体”。
“促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之作为2019年工作重点提出。
对此，韩文秀为本刊记者解读说，“市场也是一种稀缺资源。我国市场规模已经位居世界前列，今后潜力更大。我们既要扩大物质上的消费，也要扩大服务消费，更好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他强调新阶段我国投资需求同样潜力巨大，要进一步发挥好投资的关键作用，比如“加快5G商用的步伐。”
2019年，将是5G商用元年，其巨大规模应用可能引发的市场变革，将超越人类想象。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为《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解释说，“如果说1G到4G是面向个人的，5G则面向产业互联网和智慧城市服务，移动互联网、工业互联网将带动我们进入一个智能社会。”
据他介绍，到2035年，5G将促使全世界GDP增加7%，约35000亿美元，新增就业岗位2200万个。对中国来讲，到2035年5G将会增加GDP近1万亿美元，增加就业岗位近1000万个。
值得关注的是，在5G时代TDD技术将起重要作用，对于TDD技术和TDD组网技术有着深刻理解的中国公司，在5G技术应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比如，拥有9.2亿用户的中国移动，5G技术成熟度领先全球竞争对手的华为，以及华为、OPPO、vivo、小米等全球前十位的手机生产商和腾讯、百度、阿里等世界级的业务开发商。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张捷告诉本刊记者，最基础最强大的仍然是中国近14亿人口的市场规模，“任何一项技术和产品要想发展起来，足够大的市场，不但可以降低成本，而且是资本愿意持续投资的关键因素。”
目前，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已经超过4亿，几乎等于美国和日本人口总和。这个仍然在持续快速增长的数字所蕴集的能量，爆发力空前。从这个意义上，他认为，无论是5G、高铁还是新能源、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等，“每一项革命性技术在中国的大规模商用都同时意味着世界性影响。”
“刀刃向内”改革生死战
决不能被短期的、局部的、眼前的问题搞得一惊一乍，要有着眼于世界、着眼于全局、着眼于长远的战略定力和改革定力.
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这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对此，韩文秀认为，“新机遇不是‘天上掉馅饼’，很多机遇其实是逆水行舟、滚石上山。”比如，关键核心技术面临“卡脖子”情况，短期很难受，但也不完全是坏事，逼着我们下决心自主创新。因此，要想抓住这些重大机遇，必须“坚持向改革要动力”，依靠前所未有的魄力展开“刀刃向内”的深刻改革。
采访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更愿意将改革理解为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充分调动和激活。他告诉记者，“不继续改革，改革不深入、不到位，这些潜能是出不来的。”
一是加快打破行政性垄断，着力降低土地、能源、通信、物流、融资五大基础性成本。“实现高质量发展要从降成本开始，这一关过不了，高质量发展无从谈起。”在刘世锦看来，行政性垄断行业的改革，“是一项最大的降成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发展实体经济、提高国民经济效率至关重要。”
二是减税与税改结合推进。中国企业税率与国际比较并不算高，但加上各种收费，企业综合负担就比较重了。他建议，我国税制改革的方向，应以间接税为主逐步转向直接税为主，减税与税改相结合。一方面，征收环境税、消费税，降低企业生产环节税费；另一方面，加大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的力度，降低企业上缴“五险一金”等的负担。
三是以管资本为切入点，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刘世锦认为，国有经济必须实现战略性调整，发挥国有资本规模大、直接体现国家和各级政府意志、对政府要求执行力强等独特优势，更多地集中到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领域，包括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如社保基金、保障性住房等；战略性大型项目，如大飞机等；创新基础设施，如国家实验室等；国防建设、生态保护等。
四是加快农村土地改革。他呼吁，全面推动人员、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市场化配置，“把中国城市化下半程的土地红利更多地分给农民，保护和增进农民利益，使他们更多地加入中等收入群体。”
五是加快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开放。我国建设现代化强国，发展空间最大的是服务业，其中差距最大的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包括研发、金融、咨询、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和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社会服务业。刘世锦认为，“在这方面应推出一些大力度的开放举措。在对外开放的同时，更要对内开放，把最具创造力的资源聚集到这些领域。”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结束，许多关键领域改革就已迅速行动：国务院正式对外发布《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商务部将进一步扩大对外资的市场准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大对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支持，要求更大力度减税降费，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财产安全；我国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
现在，世界格局正在进行剧烈的调整与演化，其结果绝不会是逆全球化，而是在酝酿和推动新一轮更加深刻的全球化进程。我们决不能被短期的、局部的、眼前的问题搞得一惊一乍，要有着眼于世界、着眼于全局、着眼于长远的战略定力和改革定力。
在陈文玲看来，“这就需要我们，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价值链的重构中，加快从价值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对于原始创新、核心技术、核心零部件、基础性关键服务能力，对于代表新经济、新动能、新商业模式的变革，必须加大战略支持力度，必须深化改革，激发企业及其创造者‘知不足而后追’的自强精神和创造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