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清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这为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明确了属性，指明了方向。清醒认识、积极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优势、制度优势和实践优势，是我们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政治保障。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优势 

　　1.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民主的思想是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思想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奠定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的基石。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承认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深刻揭示了民主的实质是人民在国家制度中的地位：“民主制独有的特点，就是国家制度无论如何只是人民存在的环节”，“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页）。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际上是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在民主政治领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性安排。二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和国家学说深刻揭示了人民民主专政是新型民主与新型专政的统一体，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本质上是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形式和制度化实践。三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协商民主的科学内涵、制度基础、实现形式、发展途径等重要观点，是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依据和根本遵循。如在基本原则方面，必须加强和完善党对协商民主建设的领导，必须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在方式路径方面，必须努力拓展协商渠道，发挥各协商渠道自身优势，必须严格规范协商程序，确保协商活动有序务实高效等。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是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协商民主理论是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根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根植于新中国成立后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的伟大实践，根植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制度改革上的伟大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学习出版社2018年5月版，第172-173页） 

　　毛泽东提出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定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本质上规定了协商民主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形式。他曾明确提出，“国家各方面的关系都要协商”，我们政府“是跟人民商量办事的”，“是个商量政府”。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积极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促与国民党等政治力量的协商合作，探索建立包容各阶级、各阶层的统一战线民主政权。1949年6月，他把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一般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强调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邓小平把人民政协定位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在他的领导下，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发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优良传统，建立国家、地方和基层协商对话制度。江泽民提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与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选举、投票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们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两种形式比一种形式好，更能真实地体现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胡锦涛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协商民主的内涵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内部各方面围绕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开展广泛协商，努力形成共识的重要民主形式”，（《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中央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汇编（1949年10月-2016年2月）》，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223页）作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的重大判断，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的基本定性，提出“要切实落实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战略任务。他还将人民政协定位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是“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把协商民主贯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全过程”等（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为新时代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指明了方向。 

　　3.优秀的中国传统治理经验和西方政治文明成果是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资源。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充分吸收中国传统治国理政经验，充分借鉴西方政治制度文明成果，统筹考虑协商民主发展的世界性。 

　　一方面，古希腊为人类政治文明贡献了选举式民主、代议制民主，古罗马贡献了以法治方式治国理政，历史上的中国贡献了官僚制及协商政治。中国自古选贤任能的方式由举孝廉、九品中正制逐渐发展至科举考试制度，一位优秀的古代官员既要以民本思想施政，又要与上下级官僚达成某种一致，做到尊重民意又不忤逆官意，而能达到这种“和合”状态的途径就是尽量充分协商、尽量达成共识、尽量把百姓意愿和官员意志统一起来。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肯定和发扬了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的优秀传统政治文化。 

　　另一方面，西方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也为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了有益借鉴。在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过程中，我们一直重视吸收借鉴西方政治理论的合理成分。一般认为，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两种基本形式，分别在授权和决策两个关键环节发挥作用。(俞可平：《中国的治理改革(1978-2018)》，《武汉大学学报》2018年5月）在西方现代政治理论中，协商民主被普遍看作是不同于选举民主的独立的民主形式，有学者提出，“多党制并非民主的精髓，民主的要义是能够对人民负责”，（[美]皮特·鲍泰利等：《多党制并不是民主的精髓》，《西式民主怎么了——西方人士评西方民主》，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第71页）“民主的本质是协商，而不是投票、利益聚合与宪法权利”。（[澳]约翰·德雷泽克：《协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与批判的视角》，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身处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体制下的学者对西式民主的弊端有着深刻的体验，对比中西民主体制之后认为：“中国共产党集中精力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做实事，而不是将精力花在西方所谓的自由选举上。”“中国如果没有建立具有国家凝聚力的政权，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意]洛蕾塔·拿波里奥尼：《为何中国共产党比我们资本主义国家经营得好》，《西式民主怎么了——西方人士评西方民主》，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第129页）西方学者对“党争民主”“选举民主”的批判，对“协商民主”“中国民主模式”的肯定，从侧面印证了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二、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 

　　1.党的领导是发展协商民主的根本保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三者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实践。”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到新中国建立，我们党经过28年浴血奋战，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向人民民主的飞跃，正式确立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改革开放以来，党不断深化政治体制和民主制度改革，人民的协商民主权利越来越具体化、制度化，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水平大大提升。可见，建党近百年来，伴随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协商民主的渠道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形式越来越丰富、权利越来越实在。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是某一个利益集团的代表，而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如果离开党的领导，协商民主、人民民主就是空中楼阁。因此，坚持党的领导，是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关键，正是在党的领导下，协商民主才得以在党和国家事业的各个领域、部门和环节具体化、制度化，真正体现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 

　　2.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构建协商民主制度。民主集中制既是党章规定的党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原则，也是宪法规定的国家权力和国家机关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既是党和国家的组织原则，也是包括协商民主活动在内的所有政治活动的行动准则。从党的制度建设来看，我们党依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构建起组织制度，明确了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的权责关系，明确了集中与民主、纪律与自由的辩证统一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一再强调党员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必须向组织报告，就是强调组织监督和民主监督结合。从国家制度来看，国家依法构建起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央和地方政府体制、各级法院和检察院组成的司法系统。此外，有学者把我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称之为“国家导航的经济发展”，认为属于事实上的民主集中制，并且认为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也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可见，无论是党内组织之间，还是人大与一府一委两院、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都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成的。（杨光斌：《中国民主政治的根本优势与理论表述》，《北京日报》2017年4月24日）因此，民主集中制也是包括政党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大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等各个协商渠道在内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根本原则。进而言之，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既承认“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坚持有事多协商、遇事多协商、做事多协商，又贯彻民主集中制，最大程度凝聚改革发展稳定的共识，最大程度形成治国理政的合力，以实现人民民主的实质正义为目的，实现了对有利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有利于人民民主发展的事情“不争论”，把时间、资源用在实干上，着力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 

　　3.以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为目标构建协商民主体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是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立了不同的协商民主制度，形成了科学合理、规范有序、简便易行、民主集中的制度体系。政党协商方面，有专题协商、人事协商、调研协商等会议协商及约谈协商、书面协商等形式，有民主党派中央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制度，有知情明政工作机制等；人大协商方面，有法律法规起草协调机制，有立法论证、听证、评估机制，有重大利益调整论证咨询机制，有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有法律法规规章起草征求人大代表意见制度等；政府协商方面，有专业事项专家咨询论证制度，社会公众参与重大问题协商制度，特定利益群体协商制度，意见征集和反馈机制，听证机制，决策咨询机制，人大代表议案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联系机制等；政协协商方面，有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及网络议政、远程协商等形式，有专题议政性常委会议和专题协商会制度，有知情明政通报制度，有协商成果采纳、落实和反馈机制等；人民团体协商方面，有人民团体参与各渠道协商工作机制，有人民团体直接联系群众工作机制等；基层协商方面，有乡镇街道协商、行政村、社区协商、企事业单位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等渠道，有村（居）民会议和代表会议制度，有村（居）民议事会、理事会、恳谈会等协商形式，有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等。可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贯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过程，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独特的制度优势。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实践优势 

　　1.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利于扩大公民政治参与，能够适应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政治生活的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政治生活需要，主要表现在人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热情不断提高，希望有更多机会、更多渠道、更多方式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等。中国一直在选举和协商两个层面推进民主，选举民主重点在基层，协商民主则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层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学者指出，中国实行的是以协商民主为主要形式而达成的共识民主，其要素包括：包容性而非对抗性的文化基础、全过程而非一次性票决的决策过程、广泛而非相对多数的参与者、决策过程注重协商、协调、协作。（杨光斌：《中国民主政治的根本优势与理论表述》，《北京日报》2017年4月24日）协商民主体现在整个政治过程中，而不只是将关注点放在选举权上，人民不是只有投票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的政治权利不是只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休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社会主义民主不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需要完整的参与实践”。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一种能够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民主权利的，具有实质正义的民主，是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各层次管理和治理的机制。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能够适应人民对美好政治生活的需要。 

　　2.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利于优化民主决策，能够适应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决策过程的协商民主，通俗地讲就是“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人民内部各方面广泛商量的过程，就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过程，就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过程，就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这样做起来，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才能具有深厚基础，也才能凝聚起强大力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鲜明特点就是在决策形成之前和决策实施过程之中开展广泛协商，把民主协商贯穿于决策制定和决策实施的全过程，努力形成有利于减少决策失误、弥补决策疏漏的民主共识。（包心鉴：《大国治理的政治智慧——新时代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功能新境界》，《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这种民主不像西方议会制民主、竞争式民主针锋相对的诘难，吵吵闹闹甚至相互撕扯的“民主”形式，这恰恰是我国民主决策过程中最为明显的优势：我们把民主过程前移，把分歧和矛盾解决在票决前的环节，而且在前置环节会投入更充足的资源和力量去开展调研和论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可以广泛达成决策和工作的最大共识，有效克服党派和利益集团为自己的利益相互竞争甚至相互倾轧的弊端；可以广泛畅通各种利益要求和诉求进入决策程序的渠道，有效克服不同政治力量为了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固执己见、排斥异己的弊端；可以广泛形成发现和改正失误和错误的机制，有效克服决策中情况不明、自以为是的弊端”。（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能够适应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 

　　3.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利于凝聚各方智慧和资源，能够适应新时代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需要。协商民主是“多合一”的过程。协商民主讲究“和合”与求同存异，既尊重多数、又照顾少数，既注重民主的结果、也注重民主的过程，既重视决策前也注重执行中各种群体、各种利益方的平衡与博弈，可以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的智慧。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平等，参与方能够以平等的身份就协商事项达成共识，无疑会大大增强各方的民主获得感和安全感，大大增进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和对民主制度的认同，大大激发潜在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科学决策，就是集思广益；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就是广听民意、广集民智、广开言路、广谋良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可以广泛凝聚全社会推进改革发展的智慧和力量，有效克服各种政策和工作共识不高、无法落实的弊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能够有助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纵观古今中外各种政治制度，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有明显的理论优势、制度优势、实践优势，已成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宝贵财富。 

　　（作者为中央党校中青一班学员、中共重庆市荣昌区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