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清泰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如何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从制造经济向创新经济的转型，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和高效益发展的基石。当前，必须坚持“创新驱动”“创新引领”，进而推动产业持续升级，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能。 

经济发展阶段的悄然变化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10年我国进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一时间国内外对我国能不能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展开了大量讨论。这期间，我国经济也悄然发生了一系列的趋势性变化：2011-2012年越过了年度投资的峰值期，从2012年起进入劳动力人口绝对递减的阶段；2012年第三产业占比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2014年消费占GDP比重超过了50%；2015年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超过了一半。相应的，我国经济增长从高速度转向了中高速，这些重大趋势性变化向我们发出了明确的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新常态。多年来，我国以资本投资、劳动力投入拉动的经济增长已经做到了极致，无论是基础设施、房地产，还是支持投资扩张的产业的投资空间都在逐步缩小，诸多领域进入了投资回报递减阶段；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增加劳动力已经没有来源；资源环境的约束日益强劲。与此同时，供给侧结构调整滞后，不能适应需求结构升级和需求多样化的发展，这就出现了当前的结构性矛盾。 

　　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它发挥作用的有效期逐渐过去，靠投资拉动，我国很难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必须以技术进步和创新为主，以持续的效率提升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追赶型经济与创新型经济 

　　较长时间以来，我国处于经济发展的追赶期，主要任务是发展基础设施、能源、基础原材料、基本生活品和基础制造业，构筑工业化的“铺底经济存量”。这些都是投资规模特别巨大，规模效应特别明显的产业和产品，而它所需要的技术可以从国外多种渠道获得，加之政府有一定的信息优势，这些特点使得我国的“政府主导、举国体制、依托国企和大规模投资”的发展模式发挥到了极致，较快地越过了经济发展的追赶期。由于向创新驱动转型相对迟缓，很多产业出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既有产业持续过量投资，产能超常规过剩；二是很多产业逐渐进入前沿，没有太多的技术可以引进和模仿，继续前进已经找不到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多数企业没有以自主创新来弥补技术引进和模仿的缺口，或陷入了过度投资的泥潭不能自拔；或开始远离制造业，转而投向房地产或虚拟经济。 

　　创新驱动的增长机制与投资驱动完全不同，创新驱动是一个门槛较高的增长方式，增长动力的转型有赖于体制、机制的改革。概括起来有六点： 

　　一是创新是基于市场导向、由企业家精神推动的增长。创新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政府无法预知未来，不属于通过规划、由中央集中决策的范畴。只能由市场主体分散决策，独立决定自己想做的事。 

　　二是竞争性市场是创新的平台。市场为创新提供导向、激励和溢价变现的通道，消化试错成本，并分散失败的风险，尽管很多创新会取得或大或少的成功，可以造就谷歌、苹果、华为和阿里巴巴等大型企业，但更多创新以失败告终。可是市场的强激励却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和投资人甘愿冒失败的风险倾心于创新。 

　　三是创新是试错的过程，应鼓励而不是限制进入者。创新的方向无法准确预判，结果只能在大量进入者竞相探索中日渐明朗，并使成功者脱颖而出。 

　　四是新的创新会冲击旧的创新引发新旧替代。它既会加速产业和企业的兴衰，也会加速劳动力的流动，还会加速标准、规制甚至游戏规则的更新。 

　　五是中小企业是创新的生力军。大公司试错成本高，本能地追求成功率和稳定性。而中小企业试错成本低，决策机制灵活，更敢于在新技术、新产品中担任探路者的角色，为大企业的技术集成提供技术要素。 

　　六是风险性使创新更依赖于直接融资，而非间接融资。灵活的融资方式是创新的助推器。 

高质量的经济发展 

　　如果说，经济扩张阶段的增长基本是各个企业增加值总和的话，那么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则是高效率产业、企业的产生和扩张，抵消低效率产业企业的萎缩和关闭后的增量。尽管竞争可能造成重复投资和企业倒闭，看似浪费，但它会使高效企业脱颖而出，加速淘汰落后企业。正是这种“创造性破坏”，使新的创新不断替代旧的创新，进而保障经济效率的持续提升。如苹果智能终端的出现，虽使诺基亚、摩托罗拉和爱立信等巨型公司从皇冠上坠落，但却引发了一场改变人民生活生产方式的移动互联的信息革命。 

　　高质量发展就是要创造条件鼓励既有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创新企业的崛起以及扩张，同时也要为曾经辉煌但已落后的企业开启退出通道。目的是使那些失去竞争力的企业所占有的，包括人力资源和土地等流向高效率的部门，确保全社会资源的平均效率始终处于动态上升之中。就是说，高效生产力不断产生和扩张，落后生产力不断萎缩和退出将成为新常态。此时，生产要素的可流动性至关重要。 

　　当前，投资驱动时期的主导产业及其关联部门的衰退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境外转移，是GDP增速下降的直接原因，它的影响还将持续。因此，此时观察经济增长前景的窗口和制订政策的着力点是主导产业的转换及发展状况。GDP是滞后于创新的变量。通常，一项创新在完成后，如五年或者十年之后才能体现到GDP上，因此，无论对政府部门还是对企业的考核不应仅仅关注当期GDP这样一个结果变量，更应该关注影响未来竞争力的那些重要变量，如制度、环境的改善及研发投资的变化等。 

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 

　　全球金融危机后，以数字化为核心的信息革命与技术革命、产业革命、能源革命、交通革命相交融，快速发展，逐渐勾勒出越来越清晰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图景。我国经济转型恰恰与这轮工业革命交集，给我们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建立了较强的工业基础，形成了新的比较优势，具备赢得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条件。如在数据为王的时代，我国不仅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多层次市场，而且有全球规模最大、上网人数最多的互联网市场，全球最丰富的数据资源；新工业革命所涉及的电子信息、互联网、新能源、电动汽车和3D打印等核心技术和产品已有较好的基础，有些已进入世界前沿；随着教育、科技投入持续增长，智力型人力资源相对充裕，“科技人口红利”开始显现；创新创业深入人心，科技型中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技术来源正从引进为主转向开放条件下的技术自立；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不断突破；在基础制造、互联网、信息化和智能化等核心产业已经成长出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龙头企业和“独角兽”公司。 

　　抓住机遇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2016年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一系列政策突破的基础上，构建适宜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机制。最重要的是要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实施有利于发挥企业家创新精神和调动科技创新人员积极性的政策，加大财产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构建适合创新创业不同阶段的金融支持体系等。 

　　同时也要看到，无论是在技术还是产业领域我国极少有“从零到一”和“从一到十”水平的创新，如石墨烯、火箭回收等；我们的创新大多是“从十到一百”和“从一百到一千”水平的创新，如电子商务、北斗导航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基础科学研究能力不足。实现持续的高质量增长，就要着力提高大学和研究生教育水平，突破基础研究的瓶颈，提供丰富的人才和新的知识。 

构建保障企业和员工流动性的基础设施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一些巨型公司轰然倒下，如雷曼兄弟公司破产、通用汽车公司破产重整、摩托罗拉移动被谷歌收购、科达破产及英特尔等一批公司陆续发生大规模的并购重组，经过这一轮存量调整，加上脸书、特斯拉和优步等新兴公司的产生和移动智能终端、页岩气等革命性新产品和新兴产业的兴起，美国产业的竞争力明显上升。期间，美国政府没有过多干预，即使巨型公司破产重组也未对社会造成重大的影响，重要的是美国已经建立了完备的承接企业“生生死死”的基础设施，形成了创新驱动的产业生态。 

　　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我国企业的流动性也将增加，“生生死死”也会成为常态。2003-2014年，我国政府先后五次下达指令淘汰落后、压缩过剩产能，前四次下达指令后，钢产量增长了2.7倍，电解铝增长了7.8倍，水泥增长了1.9倍，去产能的进度赶不上增产能的速度。这一轮调整确实有足够的必要性，但应当放到转变发展方式这个大背景下来部署，争取实现两个目标：一是深化改革，消除产能持续超常规过剩的原因；二是建立依托市场和依法依规实现企业市场退出、员工转岗的长效机制。这是高质量发展必须建立的基础设施。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