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惠平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这段四百年前的名言，至今读来仍觉掷地有声。作为一名社会学者，我尤其认同“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这句话。阅读之于我们，从来不是知识的简单堆砌，而是一种缓慢却深刻的人格塑造，并以这种被塑造后的品格，去更好地理解社会、回应时代。 

　　在我的学术成长过程中，阅读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社会学的经典理论谱系。从涂尔干的《自杀论》开始，他用“社会事实”这一概念，把看似纯粹个人化的自杀行为，转化为可以用数据检验、用理论解释的社会现象。他让我明白：个体从来不是在真空中做选择，那些我们以为属于自己的情绪、动机、困境，背后都有一只“看不见的社会之手”。而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则让我清晰看到，一套宗教观念——天职、预选、禁欲——是如何催生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可见文化从来不是经济的装饰品，而是深层的驱动逻辑。这两部经典，为我搭建了理解现代西方社会的理论脚手架。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曾被列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著作之一，它的核心洞见至今仍给人以深刻启发。米尔斯指出，要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与社会，需要同时把握三个维度：社会结构——看清制度安排、阶级关系、权力分布如何塑造个体的生活机遇与行为选择；历史变迁——理解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演变趋势，意识到“当下的困扰”往往是特定历史时段的产物；个人境遇——关注个体的生命历程与日常焦虑，并将这些看似私密的困扰与更广阔的社会和历史力量联系起来。只有在这种多维透视中，人们才能超越自身的有限环境，看清个人命运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缠绕，从而将个体的焦虑转化为对公共议题的关切，并寻求集体的解决之道。

　　然而，站在西方理论的台阶上眺望中国社会，我却渐渐生出一种“隔”的感觉。这些理论和概念固然精妙，但它们生长的土壤却是西方的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和市民社会，用它们来理解或解释中国的家族伦理、乡土秩序、城乡变迁，虽有一定启发却难称贴切。因此，我开始转向另一个阅读方向——中国本土的学术传统。于是我走进了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他用朴素的语言揭示了中国社会的深层肌理，那种“从实求知”的治学态度，成为我从事田野调查时始终遵循的准则。而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则让我意识到，中国社会的逻辑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概念来切割。本土的实践、历史和经验，需要被认真对待，需要从自身脉络中生长出解释框架。西方理论提供了参照与启发，但一个中国社会学者的根，终究要扎在自己脚下的土地里。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我们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不确定性交织。越是在这样的时刻，越需要回到经典、回到历史、回到那些经过时间检验的智慧中去寻找方向。阅读塑造的不仅是我们的知识结构，更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面对困境的态度、承担责任的勇气。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天，但阅读却应该成为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方式。

　　（作者系省政协委员、省社会科学院江海学刊杂志社研究员）